论清代满族四种社会群体的形成（上）(3)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决定在爱辉城设立“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衙门，把东流松花江西北以及黑龙江上游北岸，直到亨滚河支流哈达乌拉尔，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原为宁古塔副都统，他统率宁古塔、吉林两地的一部分八旗兵参加雅克萨之战，然后驻守在黑龙江城，又由黑龙江城迁到墨尔根，又由墨尔根迁至齐齐哈尔，并将官兵家属从各地迁来，久驻于此地，从而扩大了留守群体的范围。

　　在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管区内的满洲八旗官兵，“因民人无多”，受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少，虽然也有被征调人关之时，但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基地，无论他们怎样调动，从未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具有浓重的满族固有文化特征。据此，我们有理由说，在这里久居的满族人所形成的社会群体，是属于留守群体，与其他几个社会群体有显著的不同之处。

　　第一，他们大体上过着“半农半猎”的生活。宁古塔的满洲八旗兵在耕作之余，便外出狩猎，所获猎物，必馈赠亲友，这是原始分配的残余现象；驻守在吉林乌拉地区的八旗兵也是亦农亦猎，实际上是兵、农、猎相结合；黑龙江和嫩江流域的八旗兵同样是勤于射猎，务农敦本。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留守群体的满族继承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然而，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狩猎逐渐降到次要地位，直到农业完全取代了狩猎生产。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狩猎活动，不单纯是为了获取猎物，更为重要的是寓兵于猎，也就是通过狩猎达到军事训练的目的。正是因为狩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他们的衣食住行和心理素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留守群体的满族人在衣食住行诸方面保持固有的传统。正如雍正皇帝所说：“惟赖乌拉、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他们的住房继承了传统的建筑形式；无分冬夏皆穿袍服，惟有单棉之分；吃的是杂粮，以各种肉类、蔬菜和山菜佐食；他们的交通工具，除了骑马、坐车和乘船外，冬天的扒犁是当地理想的交通工具。

　　第三，满族在吉黑两省分布面甚广，原来这里又人烟稀少。满洲八旗官兵在驻防地都是自成村落，相对集中的居住在一起，因而保持了固有的语言文字。他们日常谈话，从抽象名词到具体事物，以及思想感情，完全用满语作为交际工具。尤其是黑龙江地区，汉人比较稀少，满族人完全使用满语，一直保持到“九一八”事变前，直到今天还有会说满语的。然而，吉林、宁古塔地区随着汉人的增多，满族人使用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由使用满语到使用满汉双语，最后使用夹杂若干满语词汇的汉语。

　　第四，这里的满族精神文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心理、婚姻、育儿、礼仪、游艺、丧葬和信仰等民俗事象而显现出来。满族人普遍自认是“旗人”或“在旗”的，这是他们的民族共识。满族家男孩一降生便在门口挂一只小弓箭报喜，预祝他长大成为一名好射手；小儿睡在摇车里，母亲唱出兵发马的摇篮曲；稍长，开始习射弓箭；结婚时，新郎要向刚进院的花轿虚射三箭；劳动之余，比赛射箭；青年男女喜欢唱歌跳舞，所以说满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满族礼仪繁多，晚辈见长辈要请安问好，还要代表家人问安。满族原来笃信萨满教，虽经皇太极禁止，但仍在民间不合法的存在。实际上，满族是多种信仰，除普遍举行祭祖活动外，也信仰佛教。满族人贱红，有丧事在院内挂红布蟠，死人装入“旗材”下葬。

　　第五，清政府为提高满族人的素质，相继在吉黑两将军管区内办起满文学堂，以教育旗人子弟。在吉林、黑龙江两地的各级衙门，“幕府奏章文檄，例用国书”，直到清末，率以为常。但是，他们的汉文水平一直不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第六，这些地区的满族人的性格直爽、豪放，都以信义为重，富有向上的进取精神。他们胸怀大度，注意民族团结，不歧视其他民族，而且以礼相待，乐于助人，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质。

　　（二）驻防群体

　　清世祖定鼎燕京，掌握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如何巩固既得的权利，这是摆在满族统治者面前的突出问题。他们无非采用“文治武功”的两种手段，以维系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本文对于“文治”，姑置勿论，只讲“武功”所发挥的作用。随着满洲八旗兵携眷在各地的驻防，不仅造成满族散居的局面，而且在无形之中形成一个驻防群体。

　　清朝皇帝为最高统治者，住在北京的紫禁城，直接由满洲八旗兵组成的护军来警卫。在紫禁城外的内城，四面八方布满了满、蒙、汉八旗兵：两黄旗在紫禁城之北；两白旗在紫禁城之东；两蓝旗在紫禁城之南；两红旗在紫禁城之西。在城外的关厢设有“营房”，按旗驻守八旗兵守卫各门，在城外保卫内城。此外，在北京城西北面的战略要地设有火器、健锐和圆明园三营特种八旗兵部队，作为机动的武装力量保卫首都。北京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