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东五路忆旧
2012-11-29 11:02 抚顺新闻网 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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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初搬家的时候,正逢严冬。漫天的大雪,呼号的北风,东五路静静地躺在皑皑白雪中,一片银装素裹。我家的位置处于东五路与东三街交汇处的东北角,南与市眼病防治所隔路相望,再往东走不远,就到了北台小学的西山坡,实际上这里已是东五路的尽头了。
搬来不久,和妹妹(左)在院门口留影
我记得,我家是1963年初从永安台搬到东五路55号的,那一年我刚满7周岁。当时,人们像称呼其它相同的路一样,将东五路习惯地称作“东五条”。在这里,我居住了15年,直到恢复高考后考入辽宁大学,我才于1978年初赴沈上学,从此永远告别了东五路。
1963年初搬家的时候,正逢严冬。漫天的大雪,呼号的北风,东五路静静地躺在皑皑白雪中,一片银装素裹。我家的位置处于东五路与东三街交汇处的东北角,南与市眼病防治所隔路相望,再往东走不远,就到了北台小学的西山坡,实际上这里已是东五路的尽头了。
我家所在的日式二层小洋楼,据说在日伪时期是日本人开办的私人医院。改为居民住宅,就是从包括我家在内的4户人家搬进去居民开始的。
我家占据了一层的整个东半部,共有3个房间,外带一个地下室。我还依稀记得,在这个新家定居下来后,我们一群孩子从地下室里翻出不少20多年前甚至更早遗留下来的各种物品,有书籍、字画、账簿等等,有很多是日文的,其中一些东西印证了这里的确曾经是一家医院。
楼下有一个很大的院落,春天到来后,冰雪融化,我们发现院子的角落里散落不少石雕的佛像,每尊不足一米高,下方雕刻着“昭和XX年”等字样,一共七八尊之多。我家的窗前就是一座假山,各种各样的怪石层层叠叠,错落有致,院里院外的孩子们经常在这里玩“打日本鬼子”和“抗美援朝”的游戏。院子里生长着多种苍翠葱郁的树木,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就是松树、柏树、丁香、杨树等等。再加上我家种植的花草蔬菜,每当春天到来,院子里青绿满目,花香扑鼻,彩蝶飞舞,春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院子里拉小提琴
院子的南侧是一道高高的水泥围墙,厚重而结实。小时候淘气,我和同学及邻居的孩子们经常爬上墙头,趴在墙脊上写作业,或骑在墙头下棋、打扑克。心中最挂念我这个大外孙的姥姥眼神不好,在屋里影影绰绰地觉得墙上有人,便开窗高声喊叫我的名字,要我下来。
其实,很多时候墙上的孩子中并没有我。那扇漆成绿色的大门在我的记忆中烙印也很深刻,木质的大门,木质的门栓,粗壮、厚实而沉重,西边那扇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窗口,想必是为大门关闭时里面的人观察外面的情况及投递信函、邮件等准备的。
门垛的西侧有一棵高大的柏树,茂密的树冠已伸到门外。由于太靠近门垛,以至西边那扇门一开门就会碰上那棵柏树。雨后,好搞恶作剧的孩子把同伴诓到门外柏树树冠的下方,然后猛地推开那扇西门,柏树经过撞击后剧烈地摇晃起来,树冠上积存的雨水瀑布般倾泄而下,下边的孩子被浇得浑身湿透,如同落汤鸡一般……吃亏上当的孩子为了雪耻报仇,也照猫画虎,千方百计引诱别的孩子站到树冠下方,再去撞那扇门……可惜的是树冠上积水已经不多,效果大大不如从前。
出了这扇门,就是东五路了。路的两侧同样栽种着郁郁葱葱的树木,只是那时节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名字,只因其秋天成串成串地结出飞镖模样的果实,我们都管它叫“飞镖树”。我和同学们在院子里疯狂了,往往来到这些“飞镖树”下,每人选择一棵,进行爬树比赛。
由于树的形状、高矮不同,爬树的难易程度自然大不相同,所以比赛的结局常常引发无休止的争吵甚至打斗。在我看来,路北最西头那棵最容易爬了,而且因其地处东五路与东三街的交汇处,爬上它后,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感觉好极了。
这棵树的好处还在于它枝杈繁茂而粗壮,而且纵横交错,形成了许多安全而舒适的“宝座”,我爬上它后可以找一个“宝座”安然地坐下,一边尽情地欣赏路边的风景和来往的行人、车辆,风光无限。
在院子里骑车
15年间发生在东五路上的故事肯定不少。每年秋季大白菜上市的时候,像其它马路一样,东三街和东五路两旁码满整整齐齐、一人多高的大白菜垛,连绵不断,高低错落,犹如一道蔚为壮观的“绿色长城”。那是大白菜“当家”的年代,谁家不贮备个几百斤乃至上千斤、几千斤大白菜,是很难过得了冬的。
每到大白菜上市的时候,望着这蜿蜒曲折的“绿色长城”,我们这些孩子无不由衷地为祖国的大好形势而欢欣鼓舞。但孩子毕竟是孩子,并不真正理解这丰收的果实里凝结着多少农民伯伯的辛勤汗水,以至把“绿色长城”当成了嬉戏玩耍的好场地。
我们在“绿色长城”上筑“掩体”、挖“坑道”,把大白菜当作“手榴弹”和“炸药包”,掷向对面的“敌军阵地”……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不是“激烈交战”的“敌对”双方,而是被双方“战士”用作“工事”和“弹药”的那些可怜的大白菜。如果说这样的“战争”还是可以制止和避免的人祸的话,那么突如其来的大雪,对码在马路两侧的大白菜来说则是人力所无法抗御的天灾了。
记得有一年冬天来的特别早,大白菜刚上市就下起了大雪,没卖出去几棵就被大雪捂了个严严实实,冻成了“冰砣子”,损失惨重。
东五路曾经带给我快乐和欢笑,也曾给我带来痛苦和眼泪。“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东五路街头同其它地方一样刮起了阵阵黑风,卷起了层层浊浪,成为附近地区“革命斗争”的漩涡。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远远看到东五路与东三街交汇的马路上人山人海,而且还有许多人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向那里涌去。我好想预感到了什么,走近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作为“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群众组织”揪斗。
只见当过不惑之年的父亲站在折下车厢板的卡车上,胸前挂着大牌子,低头弯腰接受“造反派”们的“批斗”。“造反派”们豪情满怀,斗志昂扬,不时地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掀起一阵又一阵的“革命浪潮”!我无法忍受眼前这一切,强忍着泪水扭头往家里跑。到了家楼前才发现,楼外院墙上、我家窗户上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字报,全是“揭发”和“批判”我父亲“罪行”的。从此,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整日里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
家被抄了,学不能上了,出门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走在街上也有人跟在后面呼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这场变故,对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我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而这段痛苦的记忆在我心中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家那座小楼的4户人家,当时有3家的主人被打成了“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同样的风雨,同样的磨难,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命运,真是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啊。
与同学在院子里打扑克
与东五路相交的东三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远不如现在这样繁华、热闹,但也算得上交通要道,“文G”中武斗的炮火并没有忘记光顾这个地方。1967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小伙伴们正在楼前玩儿,忽见一队头戴柳条帽、臂扎红袖标、手拎大镐把的工人阶级,足有几百人,浩浩荡荡地由南向北一路杀将过来,队形虽不齐整,口号却喊得震天响,个个脸上杀气腾腾,吓得我们立马作鸟兽散……事后得知,这是威名远播、人称“棒子队”的红卫矿(西露天矿)“革命群众组织”——“红工联”,当时正去参加武斗。
不久后的一天夜晚,已听说白天在站前地区发生了激烈武斗的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敢入睡。突然,一阵隆隆的马达轰鸣声由远及近,巨大的声浪震得门窗噼啪作响,脚下的地板也不停地抖动起来——原来是一辆坦克正从东三街上由南向北驶过。
接着,“哒哒哒哒”的机关枪射击声撕破了短暂的宁静,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尖厉刺耳,令人毛骨悚然。好在这一切只是一场虚惊,心惊胆战的捱过这一夜,我们终究毫发无损。而与我家一街之隔的一位街坊则没那么幸运了。有一回,街头突然响起枪声后,正在门口打煤坯的他赶紧收拾起家什跑进门洞,躲在门后伸头往外张望,不料一颗流弹射进他的左脸颊,虽然没有丢掉性命,但在脸上永远留下了一个伤疤。
与同学在院子里打扑克
屈指算来,我离开东五路一晃儿已经30年多了。曾经目睹我15年成长历程,承载我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岁月的东五路还时常回到我的梦里。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东五路与整个城市一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虽然父亲已在70年代初被解放,恢复了工作和职务,但真正重获新生、走向壮美人生,还得从“文G”结束后算起。在我在省城念大学期间,我家就搬离了这里(我家是最初那4户住户中最后一个搬走的),又过了几年,这一带被整片拆迁开发。
原来眼病防治所的旧址上盖起了新式高楼,现在是抚顺市中医院住院部。我家所在的那座小楼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市中医院专科门诊的大楼;附近那片住宅(但是全是小平房)也被完全拆除,成片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周围地区更是旧貌换新颜,高档酒店、知名商场星罗棋布成为繁华的商业区。
有时,我到中医院住院部探望病人,总会情不自然地在其门前流连、张望,向原来我家所在的位置投去探寻的目光,试图从中找到些许往昔的痕迹。当然一切都是枉然。
每当我从这附近走过,原来我家所在的地方总会紧紧吸引住我的眼球,兴之所至,我还会向同行的同事、朋友介绍这里就是我小时候生活了15年的地方,兴致勃勃地谈起点点滴滴的往事。
沧海桑田的东五路,魂牵梦绕的东五路,日新月异的东五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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