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女真南迁与赫哲族的形成(5)

    三、攻伐和管理，加速了地域关系和民族认同意识的形成

　　在后金和清对赫哲地区用兵以前，赫哲人正处于从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的演变过程中。赫哲族氏族组织是“哈拉莫昆”，有两个含义：“哈拉”原指氏族，后来为“姓氏”之意，“哈拉达”原指氏族长。“莫昆”是“族”之意，即家族。一个“哈拉莫昆”是由同姓有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公社所组成。至少在清朝对赫哲族进行管理前，其氏族社会仍然以血缘关系为主。

　　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一年(1583)至十七年(1589)间完成了对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统一了扈伦四部。尔后奴尔哈赤与皇太极展开了征服鸭绿江、图们江以西、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女真各部的战争。对赫哲族地区的征服战争多达17次。“我太祖高皇帝己亥年春正月，东海窝集部之喀尔喀部来朝，戊申年九月，窝集部之虎尔喀部千人侵我宁古塔城，我驻防萨其库路兵百击败之”。“辛亥年冬十一月，遣额亦都、何和哩、扈尔汉，率兵二千往征东海呼尔喀部扎库塔城谕降，弗从，围三日攻克其城，斩千人，俘二千人，并招降环近路长”。

    “天命四年正月庚戌，大臣穆哈连，率兵千人征东海呼尔哈部，六月己未收其丁壮二千以还。十年十月，劳征克呼尔喀部军。初，太祖遣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率兵一千，由北路征东海呼尔喀部，侍卫博尔晋，备御曰伟齐，曰扎努，曰塞纽克，曰衷诺，曰通贵，曰尼堪率兵二千，由南路征东海呼尔喀部。博尔晋等，招降五百户先还，至是阿拜等，俘获一千五百人以归(廷杰案：北路即今由吉林至三姓驿路，南路即今由吉林至宁古塔驿路)”。“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长白山迤东滨海虎尔喀部三人来朝(廷杰案：长白山迤东滨海虎尔喀部，疑即扎库塔城环近诸路也)。

    二年，长白山迤东滨海虎尔喀部头目四人来朝。三年秋七月，虎尔喀部头目九人来朝。四年五月虎尔喀部二十一人来朝，十一月，那堪泰路之呼尔喀人玛尔图等，携家属来归，命于宁古塔边地驻牧。崇德七年九月，太宗命沙尔琥达、珠玛喇率将士，往征松阿里江之呼尔喀部，闰十一月沙尔琥达等，遣人还奏，喀尔喀木屯、遮克特库屯、塔图库屯、福提希屯、鄂尔珲屯、斡齐奇屯、库巴察拉屯、额提奇屯、萨里屯、尼叶尔伯屯，十屯人民俱已招降，于月之初十日，自松阿里江旋师……自是虎尔喀部悉平，先归宁古塔统辖”[20]。“廷杰谨案：以上各部诺雷等三喀喇，归顺最先，三姓城即因此为名。其余若赫哲喀喇，于天命年招服……飞雅喀及额登喀喇、奇勒尔等，于康熙十年降服……木抡及奇雅喀喇，于崇德三年以前征服……皆三年一贡”[21]。对赫哲族地区的征伐，直接导致了赫哲族与满族的民族分界意识的形成，即赫哲族自身不再把满族视为同一族类，从而为赫哲族民族认同意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而作为满族统治者，既认为赫哲“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以自外”[22]，又认为赫哲族“其性暴戾，当善为防之”，分界意识明显。因此可以说，赫哲族在与后金、清朝的斗争中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和人们共同体认同意识，是赫哲族形成的重要转折点。

    在征服赫哲族以后，清政府在赫哲族地区实行了任命姓长、乡长和编户、编旗等管理政策，彻底瓦解了赫哲族氏族制残余，使赫哲族社会向以地域关系为主转变，这是赫哲族形成的重要基础。地域关系的形成是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条件。

　　对于赫哲族的氏族制残余形式“哈拉莫昆”，清政府设姓长、乡长进行管理，“有不法、不平诸事，则姓长、乡长集于证，公议处置。长(常)法杀人者死。余则视事大小，定班帛服物之多寡，令理屈者出之，名曰‘纳威勒’，至十头为止，小事纳一头二头，大事则纳十头，约值银数两，至百两以内。公议云然，两造心服，姓长、乡长始以丈叩地，遂成铁案。否则再议，有至数日数月不决者”[23]。

    最初的“哈拉莫昆达”是由全体“哈拉莫昆”成员召开议事会，经选举产生的。尔后出现子承父业现象，是父系家庭公社向地域公社进一步演变的表现。而由清政府委派或任命姓长、乡长，则说明外力作用在加速推动赫哲族社会进入地域关系。20世纪初，乌苏里江流域及东部沿海一带，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联系基本消失其作用，而松花江中游赫哲人的氏族组织的作用消失得更为明显。清末、民国初，赫哲族社会出现了富有阶层，通过占有枪支、马匹、渔具等生产资料入股分成；出现了出租土地和雇工等现象。这说明，赫哲人的父系家庭公社的遗存和农村公社已失去存在的基础，赫哲人社会开始迈入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门槛。编户、编旗则不仅打破了赫哲人氏族制残余形式，而且导致了赫哲人口的流失，且大多融入满族共同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