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自行车——载走岁月 驮来欢乐(2)

作者骑车驮着弟弟在自家院子里

    “东方红”牌自行车，就是原来的“白山”牌，在“文化大革命”中改的名。对各种商品商标和厂矿、商店、学校、街路、广场等名称以至个人名字改名，去掉其“封、资、修”的色彩，加上“革命化”的、“战斗性”的“红色”标记，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种时尚，十分流行，不足为奇。“文G”初期不是有“红卫兵”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公社”吗？！我所就读的民主小学和十一中学合并后，不也改名为“遵义学校”吗？那时候自行车也分三流九等，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和天津产的“飞鸽”属于第一世界，青岛产的“金鹿”等属于第二世界——当然“文G”中它们都一度改了名，而辽宁省以重工业发达闻名于世，其轻工业生产实属“短板”，沈阳产的“白山”牌自行车以“傻大黑粗”为特征，只能算是第三世界。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了。“文G”中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买什么都凭票、排大队，能不大费周章地买到一辆自行车，管它是什么牌子的，都应该心满意足、自鸣得意了。那时候对自行车的分类也与现在不同，一是从型号上分为二六型和二八型的，二是从刹车上分为手闸的和脚闸的（而手闸又分为抱闸、线闸等），三是从功用上分为轻便型和加重型……之所以选择加重型自行车，就是考虑到下乡后农村的道路状况肯定不如城市，加重型自行车不仅能适应这种相对恶劣的路况，也能多驮一些东西，把它作为运输工具来使用。因此，我的这个“坐骑”不啻为我的心肝宝贝，倍加珍惜和爱护。在一些“明白人”的指点下，我把它的横梁、斜梁都用蓝色的塑料带缠了个结结实实，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种做法并不科学，缠起来后密不透风，更容易造成漆皮的脱落。每次骑车回来，都把它推进屋里，又是擦又是抹，还经常给链条和前、后、中轴上润滑油。

    有了自行车仅仅是个良好的开端，关键是学会骑车、骑好车。“二八”车个头大，也笨重一些，许多与我同龄的孩子学骑车都是从“掏裆”（也叫“跨裆”）开始的，而我觉得“掏裆”的姿势实在不雅，坚持要“一步到位”。我直接坐在鞍座上，双手紧握车把，请同学在后面扶着车的后座，就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上路了。摔过几次跤，擦过几次皮，终于可以“单飞”了。记得第一次“单飞”是在十一中学的操场上，在车后面扶着的同学见我车技已大有长进，偷偷地松开手，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主地把车骑出去老远，突然发现后面没人扶车时，竟紧张得双手发抖，慌乱中一下子摔倒了。从此，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堂堂正正地骑车四处遨游了。第一次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单独骑车，也是险象环生、胆战心惊。不是因为要时时闪避横穿马路的行人和来来往往的车辆（其实那个年代街上的汽车要比现在少多了），而是因为要处处防备居心叵测的邻家孩子们坐着滑轮车在大街上横冲乱撞，时不时地突然窜到我的自行车前……这种恶作剧般的游戏常常吓出我一身冷汗。我想，当年我学骑自行车，大概跟现今人们学开小汽车差不多吧——怀着新奇、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不舍昼夜地练习、实践，虽然常常弄得心惊肉跳、却又割舍不下，罢之不能，弃之不忍……

（作者：陈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