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高尔山》之隋唐复土(2)

    高句丽至第26代王婴阳王时代，经过百年和平，力量有一定积蓄。但是，婴阳王错误判断形势，无视隋朝的羁縻政策，扩张的野心开始抬头，反不如其父平原王对形势有着清醒的判断。598年春，婴阳王派兵万余进攻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这次盲动自然成了隋朝兴师问罪、开启战端的导火索，由此拉开高句丽灭亡的序幕。

    在隋朝统治集团的心目中，高句丽是隋朝的藩属政权，理应臣服隋朝，维护君臣关系。故而隋文帝曾对平原王说：“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令其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隋书·东夷·高句丽传》)要求高句丽不得同隋朝离心离德。为此目的，隋朝不惜动用武力。隋朝黄门侍郎裴矩曾向隋炀帝建议：“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近乃不臣，别为异域”，隋朝“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资治通鉴·隋纪·炀帝上》)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隋朝君臣的看法。恰好607年隋炀帝到突厥巡幸，在启民可汗的帐中发现高句丽的使者，获得了高句丽同突厥秘密来往的证据。这就使隋朝对高句丽的怀疑和担心与日剧增。隋炀帝采用裴矩的建议，令高句丽的使者通知婴阳王到隋朝朝觐，婴阳王怕隋朝加害，不敢入朝，致使“臣礼渐缺”，因而被隋朝视为恣意对抗，不服管辖，除了采取战争手段，隋朝统治集团认为别无选择。

    598年隋文帝发师剿讨。因为后勤“馈运不济”，水军在海上遭遇台风而漂没。正当隋军进退两难之际，婴阳王具表谢罪，隋文帝就此下了台阶，罢兵言好。

    612年(隋炀帝大业八年)，隋炀帝征调百万大军共分24路进攻高句丽。主战方向辽东城(辽阳)久攻不下，水路往攻平壤也告失利。隋场帝下令退兵，损兵折将近30万人。

    613年(隋炀帝大业九年)，隋场帝二次兴师，从诸道发起进攻。新城成为隋朝此次战役的主要作战方向。隋朝大将军王仁恭兵至新城。新城守军数万在高尔山城南门前背城列阵。王仁恭率隋军列阵已毕，就亲自率领1000名劲骑冲垮了新城守军的阵列。高句丽守军立即退入城中，婴城拒守，闭门不出。王仁恭大军围城攻坚，虽然久攻不下，但隋场帝在各路作战不力的情况下，得到新城战报，闻而大悦，特派专使来新城之下劳军，赐王仁恭珍宝，升王仁恭为光禄大夫。又赐绢5000匹，犒赏王仁恭全军。在辽东城即将攻破之际，隋礼部尚书杨玄感发动反隋叛乱，隋炀帝无心恋战，撤军息战。

   614年隋炀帝第三次东击高句丽。师出以后，各地拥兵自重，纷纷反隋。隋炀帝急欲回师，高句丽也已筋疲力尽，遗使请降，隋场帝罢兵。

    隋朝四征高句丽后，在内优外患中灭亡。高句丽也元气大伤，这一切为唐朝平定高句丽政权铺平了道路。

    618年，唐高祖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时当高句丽第27代王荣留王嗣位。为了缓和同新建的唐朝之间的关系，荣留王遣使入唐朝贡，与唐修好。唐高祖为了安抚高句丽，首先送还隋朝虏获的高句丽人。荣留王也谨遵昭命，“搜括华人以送还之，数至万余，高祖大喜”(《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容留王》)，使唐朝对高句丽的隶属关系有了良好开端。荣留王格守臣节，在他执政的25年中，曾11次遣使入唐朝贡，请颁唐历，求学佛教道教，遣子弟入唐国学，上封域图，有效地缓和了旧日的紧张敌对情绪。高句丽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同中原历代王朝福祸相依，有和谐光明的时期，也有敌对阴暗的瞬间。特别是统一和割据的矛盾和斗争，时而潜伏，时而爆发，世代相继，永未止息。凡谨遵藩臣之礼，守土安民，便获得欣欣向荣的发展。反之，凡其态意为敌，制造事端，总会遭到毁灭性打击。荣留王时期，同唐朝保持了20多年的和睦亲善友好的关系，推迟了唐朝收复故土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