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高尔山》之隋唐复土(4)

    新城守军大举出动，是刚刚打下盖牟城的李道宗没有料到的。面对即将发生的遭遇战，李道宗主张立即阻击拦截，不能让新城援军从背后危及唐太宗进攻辽东城的战斗。而李道宗的个别部下主张：新城援敌人多势众，敌众我寡，兵力相差悬殊，不如掘壕堆垒，以待援军。李道宗说，敌军依恃人多，必有轻我之心，并且远道而来，我军发起突然攻击，敌人必败。况且我们是前锋部队，为全军扫除障碍是我们的贵任，我们怎么能把敌人留给皇上呢?(《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郡尉马文举起而响应，慷慨陈词，曰：“不遇勍敌，何以显壮士。”于是李道宗的4000骑兵策马冲击新城4万步骑援军，所向披靡。然而，新城援军终究人数占优势，乱了一阵之后，反扑过来。李道宗收拢残军登山据守，新城援军四面围攻。不久，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总司令)李勣的援军赶到，新城援军阵角大乱，新城援军被斩杀千余，退回新城。
 

   唐太宗指挥的唐军经过艰苦的攻坚战，拿下了辽东城，乘胜下白岩城(灯塔县)，包围安市城(海城)和建安城(盖县)，这时泉盖苏文在调动新城和国内城4万援军无果的情况下，又调动15万援军增援安市城。对高句丽而言，这是一招险棋。在高句丽面对脚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新罗按照唐朝的命令，“出乐浪而冲腹心”(《册符元龟·帝王部·亲征》)，新罗5万大军打下高句丽后背的水口城，因而平壤王都不可能不派兵镇守。因此，这15万援军实际上是泉盖苏文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可见救援安市之战实系存亡之战。面对高句丽15万援军排成的长40华里的队列，唐太宗面有喜色，惟恐其回头不战，而以少量兵力不断诱敌深人。结果，高句丽15万援军成了唐军的一顿丰盛大餐，一举吃尽。但安市、建安两城的攻坚战仍然陷入胶着状态，久攻不下，时已严冬，唐太宗下令班师。战争结局为高句丽10城被克，7万民户被迁往中原，严重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
 

   然而，唐太宗没有达到一战而定高句丽的预定战略目标。但是，这次声势浩大的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之战，释放出唐朝强大的威摄效果，使高句丽全境震撼。不久，在高句丽民间便流传起来高句丽将亡的神话。说是在654年，有人在马岭上见到一个神人说：“你们的王与臣腐败奢侈，灭亡已经不远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宝藏王下》：“神人曰：汝君臣奢侈，败亡无日。”)出使高句丽的大臣贾言忠也对唐太宗说：“我听说《高丽密记》一书说：‘不足千年当有八十岁的大将来灭亡高句丽。’”(《唐会要·高句丽》)这个神奇的传说似乎是一个预言，却反映了高句丽民众对其统治集团已经丧失了信心。高句丽至灭亡共存在了705年，正应了“不足千年”将亡的预言。而667年率领唐军在高尔山拔城导致668年灭亡高句丽的唐军总司令李勣当时74岁，几近八十，也应验了“当有八十老将来灭亡高句丽”的预言。这个预言与历史结果正相巧合。

    唐朝所以成为盛唐，是因为其统治集团有着睿智的头脑，极其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唐朝经过首次对高句丽展开的军事行动并总结前代历次作战的成败得失，修改了自己的军事战略，即暂时放弃大兵团作战，动用小部队频繁袭扰，不断削弱其实力，动摇其根基，使其邦无宁日，待时机成熟一剑封喉。这就是《资治通鉴·唐纪·太宗下》所谓“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释来人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的战略。

    唐朝的军李家们还注意到，新城是高句丽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之一。百年战争中，前、后燕对高句丽的战争成败多同新城有关。而隋朝屡次动用数十万至百万大军将辽东城作为主攻方向却无一奏效。从此，新城成为唐朝的主要攻击目标。在667年唐朝对高句丽的最后一战中，唐军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总司令)李勣对新城作了如下评估：“新城，高丽西边要害，不先得之，余城未易取也。”这段话说明新城才是症结所在，是李勤对历史上历代同高句丽作战的经验总结。李勣把能否攻克新城作为唐朝对高句丽战略成败的关键之战，证明了新城无论作为高句丽出攻人守的西北门户重镇，还是唐朝决胜的焦点战场，确是横扼在玄菟古道上的战略要塞。随着历史的进程，高尔山迤近的抚顺市区堪称战略咽喉的军事价值逐步凸显出来。后来明朝在这里建立抚顺城和抚顺关，乃至努尔哈赤把首攻抚顺城作为定鼎中原的起点，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