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的志向是当木匠

本文作者（左）和同学高德勇、陈勇在抚顺市第十一中学教室里

    从1963年上小学，到1974年中学毕业，我们这届学生一共在小学、中学读了11年书。这种奇怪情况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经历。就像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校招生考试是在1977年冬季举行的一样，由于延迟一年毕业而使1973年这一年没有中学毕业生，这两件事在新中国教育史都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特例，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至于1974届中学毕业生的学历认定，也是一波三折，据说经过多次交涉和争取，有关部门才认定这些人的学历是“高中毕业”。

    1968年12月22日，当时我们正在民主小学读六年级，《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已经是毛主席在这个事情上第二次发出号召了。随即，全国数百万应届和往届中学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怀揣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玫瑰色之梦，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田间地头“锤炼红心”，到贫下中农中间“接受再教育”，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艳阳大道。这就是“老三届”这一特殊称谓的来历（后来又有了“新三届”一说）。据统计，10年“文G”期间，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人数达1600万人。尽管还没有升入中学，但当时我们对自己中学毕业后的去向似乎已经命里注定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也为我们树立了学习和效法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