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下落追踪(3)

　　元帝国的灭亡给女真人再度昌盛提供了可能。“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北海”(《大明一统志》卷89)，都成为女真人生活的区域。明朝设奴儿**都司以掌控之，迄止万历年间，明朝根据统治的需要以及各部女真首领的请求，陆续在女真地区设立了包括建州三卫、兀者、毛怜等在内的三百八十多个卫。随着女真人口的繁多，为了方便管理．明朝把他们划为三个部分进行简单的区分。“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真)，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真)……其极东为野人女直(真)，野人女直(真)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大明会典》卷107)。建州女真最初居住于牡丹江、绥芬河流域，随着不断南徙，其活动范围以吉林通化和辽宁新宾为中心，东达长白山，南至鸭绿江边。海西女真包括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又称扈伦四部)，原生活在松嫩平原，后南迁定居于开原以北，直至黑龙江南北的广大地区。野人女真的分布更为广泛，包含的部落也更为复杂。北及外兴安岭，包括松花江中下游、黑龙江南北两岸，直至沿海地区，都被归属于野人女真之中。

　　海西、建州，就其居处而言；野人，则就其文化言”(徐中舒《明代建州女真居住迁徙考》)。建州、海西女真由于居住地区离中原较近，其经济发展明显高于其他地方。建州女真“喜耕种，善楫纺，饮食、衣服，颇有华风”。海西部“亦多耕稼”，“倚山作寨”(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松花江下游的女真人也步入了农耕时代，“事耕种，言语居处，与建州类”(《辽东志》卷9)。而野人女真则相对落后，如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女真人，“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牵拽扒犁”，“捕鱼为食……着直筒衣，暑用鱼皮，寒用狗皮”。而生活在外兴安岭一带的女真人则是“养鹿，乘之出入”(《辽东志》卷9)。

　　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女真人内部的分裂，到了明朝晚期，女真各部出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然而与此同时，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又孕育着统一的趋势。建州与海西女真居处相近，彼此并不相互排斥。努尔哈赤就宣称：“其乌喇、辉发、哈达、叶赫，同一语音之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7)海西女真也持此种观点，叶赫部在给努尔哈赤的书信中认为：“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语言相通，势同一国。”(《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野人女真由于居处较远，与建州、海西女真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但是民族认同感却始终存在。1635年，皇太极派兵出征黑龙江地方时．曾经提到：“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清太宗实录》卷21)事实证明皇太极所言不虚。野人女真来到清帝国位于辽东的统治中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凭借着骁勇善战的性格，为清帝国冲锋陷阵，成为清帝国征服中原的中流砥柱。统而言之，正是同一语言，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各个部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武力征服加速了这一认同的过程。在“恩威并重，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下，后金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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