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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馆发现1930年反映抚顺党史情况的重要档案

2011-07-21 14:43 抚顺档案局 高群 1145
近日,市档案馆在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中发现反映有关抚顺党史情况的重要档案。这份档案于中华民国20年1月27日由抚顺县公安局立卷,题名:为拿获共党陈子真...
市档案馆发现1930年反映抚顺党史情况的重要档案

 

    近日,市档案馆在民国抚顺县公署档案中发现反映有关抚顺党史情况的重要档案。这份档案于中华民国20年1月27日由抚顺县公安局立卷,题名:为拿获共党陈子真等。档案中的主要材料为抚顺警察署(日本)报给抚顺县公安局的文件“引渡治安维持法违背犯并请求处罚由”,文件大致内容为:昭和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即1930年12月25日),抚顺警察署将陈子真等24名被捕人员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引渡给抚顺县公安局。文件附有日本警署和县公安局的部分审讯笔录。

    在发现并通读这份档案后,笔者认为这份档案可以为有关史料提供佐证。鉴于这是抚顺市首次发现反映上述史实的档案资料,是抚顺党史的一次重要发现,对于研究抚顺党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此份档案开展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列出以下六点值得注意的问题,供领导和党史研究部门参考:
    1、在档案中记录了林育英等被捕的4名共产党员。抚顺警察署侦办查明:陈子真, 中国共产党满洲总行动委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代表;赵金山,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李得禄,抚顺特支特派员;李贺年,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委员。据党史资料记载:陈子真原名林育英,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职委书记;赵金山原名张干民,为由抚顺特支改组后的中共抚顺县委书记;李得禄原名杨一辰,是中共满洲总行委组织部长;李贺年是县委委员,古城子党支部书记。
    2、此份档案中列出了日本警察在抓捕行动中获得的物证。包括:抚顺工人(第一期)、工商周刊(第三期)、满蒙实业问题、国民必读、抚顺工人斗争纲领、抚顺工人目前迫切要求、抚顺工人联合会简章、中央通告第八十七条、中国问题议决案、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第二十五号、满洲军委通告第一号、抚顺炭矿工会及全体工友们(宣传单)、抚顺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千金寨的在业工人生活、选举情况、纪念十月革命(文章)、关东厅人口动态统计等。这些材料从侧面说明抚顺党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正在积极开展之中。
    3、在档案中出现一名与本案无直接联系的叛徒的笔录。除被捕人员的讯问笔录外,还有一名叫郑昞淳的日文讯问笔录,他在奉天总领事馆警察署供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党章及运动方针、满洲共产党分布状况、满洲省委组织状况、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机关分布状况、中国共产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满洲以外的分布状况。此人在日警署文件中介绍的身份为:奉天华方警察举鉴者,日籍韩侨,中国共产党员。案卷中有其33页日文笔录一份。笔者判断:此人在本案前已变节,应是叛徒(在关押中)。日本警察署向其取证,一是了解满州省委及抚顺特支情况,以利讯问被捕人员,二是要找机会让郑辨认是否认识陈子真、李得禄、赵金山等。关于此人情况,笔者未查到相关资料,无法知其来历及所终。
    4、档案证明,林育英是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档案中记载日本警署审讯林育英的笔录达6次。林育英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或以缄默不语的方式,或以“关于那样的事我一概不知道”、“全然没有那样事实”、“这样的事我也不能说”、“共产主义的目的不能告诉你的”此类语言回答敌人,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他人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暴露党的宗旨和计划。日本警察气急败坏的言语也反映在笔录中:“为什么不说话?”、“凭什么理由我打听你的事你不照实说出”、“你对本官全然一点诚意也没有,但是既已搜出这么多证据物件,而且奉天及其他各处你们的同志也都被拿获,我说你还是把事实赶快供出来倒好啊?”从案卷中无从得知其受到日本警察的刑讯逼供,但林育英在县公安局受审笔录中自报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刑拷打。另据有关资料记载,敌人对他进行了毒打、灌辣椒水、剥光衣服扔进冰冷的水缸、向肚子里灌冷水然后猛踩,血水从口鼻喷出,但他却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秘密,以至于日本警察怀疑他是个“疯子”。
    5、档案说明,某被捕的共产党员有招供和出卖同志的嫌疑。(略)
    6、档案说明,敌人已基本掌握了抚顺特支(县委)及抚顺炭矿工会的组织情况及行动状况。由于叛徒的告密、日本警署的侦办讯问、某共产党员的招供及多数被捕人员承认是工会会员,日本警署对陈子真、赵金山、李得禄、李贺年的特别身份做出了判断,对其他人员的工会会员身份也做出了判断。在文件中有这样的结论性描述:(1)“捕获中国共产党满洲总行动委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满洲办事处代表陈子真一名(该犯自报张春山又报陈士英)……细察其态度及其他种种行动,即可断其是党中之有力的干部,谅无容疑余地。该犯是自中央派来之党员,故其宗旨是信奉共产主义”;(2)“赵金山被举为抚顺特支书记兼联络员……可认定其不仅为一书记,或者为抚顺工会之主席……该犯确是抚顺共产党之主要人物,遵守总行委方面下来之指挥及命令,亦是扩大党势之忠实信徒,拟在最近将来欲实施中国共产党抚顺特支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炭矿工会目的之地方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大部分必由该犯一手承办”;(3)“该犯(指李得禄)有相当学识,由其言行推之,必是党中有力之份子。该犯在党中活动工作之程度虽未判明,然必与陈子真同样为严守主义之信徒,以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军阀主义为目的,煽惑工人罢工暴动,或对此实行直接指挥,企图搅乱地方治安”;(4)“该犯(指李贺年)不可能为普通会员,既已加入共产党,又复被任支部委员”。日本警署还推断:“共党招募党员之手段,即先着手组织工会,以共产主义灌注于工会员之脑中,而后与之以党员资格,是以工会与共产党是为密切不离,工会实为共产党最有力之辅助机关。工会员可拟作共产党员之候补者,即工会员绝不能与普通劳工同一而视之,应与共产党员一律处理,方为合宜”。在日本警署的文件中,还附有日本警署制作的《中国共产党抚顺特别支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炭矿工会组织状况要旨一览表》及《两机关运动状况一览表》。
 
    附:《林育英生平简介》(参考有关资料)
    林育英,又名林仲丹张浩,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位资深领导人。他和林育南、林育蓉(林彪)是湖北黄冈林氏家族中三位在中国现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人物,他们三人为堂兄弟,都在党内担任过要职。1922年,林育英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在长沙组织大罢工。1924年5月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任上海沪西区区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11月林育英在抚顺被捕,被判5年徒刑。1932年1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初,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总书记。1933年1月,中共中央派林育英去苏联,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期间,林育英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受毛主席之托,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力劝张国焘率军北上,避免了党的分裂。1937年8月,林育英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病逝。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了林育英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一天,毛主席亲自为林育英题写了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并和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执绋抬棺。《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对林育英一生的贡献和功绩,作了很高的评价:“张浩同志是职工运动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优秀的战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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