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给清史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李治亭　　

    自1911年清朝宣布逊国，以《清史稿》之编纂、肖一山著《清代通史》为标志，正式揭开了清亡后清史研究的里程。迄于今，已历90余年，清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以近20余年的研究为极盛。即以清断代史为例：先有戴逸的《简明清史》，后有郑天挺的《清史》、中国人大清史所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合著的《清代全史》（全10册）、杜家骥的《清朝简史》、李治亭的《清史》（两卷本）等书相继问世， 已是前70年数倍之多！论文之多，更是以万计。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清史研究之盛，远远胜过前70年的总和。

　　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但其中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清史稿》和肖一山《清代简史》为代表的历史观点及对清史的评价，固不足论；而“文G”前特别是“文G”中，极左思想泛滥，贬斥清史，亦不足怪。直至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价值观念大变化，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识包括对清史的评述，都已改变了许多。然而，在清史研究中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因而不能正确解读清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正确认识清史，准确地给清史定位。例如：一说满族为“异民族”，视清朝为“异国”；当初努尔哈赤起兵，向明朝挑战，指为“犯上作乱”；一说满族离开其居住地，进入中原，就是对“中国”的“侵略”、“进犯”，是满族贵族对汉人的“民族征服”；一说清朝统一全国，“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它“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一百年”；一说清初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口惠而实不至”，即使如康熙朝“宣布减免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所谓康熙盛世纯属子虚乌有，是“被某些学者捧出来的”！

　　至于近代时期，清朝更是一无是处，几乎没做一件好事！除了那些内反清朝统治，外反西方与日本列强侵华的仁人志士及死难烈士，几乎没有一个好人！

　　学术之争，本属学术研究过程中正常现象；持不同观点，无可厚非。但我们认真分析上述诸多观点时，便不难发现，在这些观点的背后，却是隐藏着如前已指出的某种民族偏见或陈旧的史学观念，给清史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清史，给它一个正确的历史定位呢？

　　任何一件事的好坏，评价一个人的是是非非，总是比较而言的，即相互比较而后知。这就是比较的方法，再简单不过。这同样适用于对清朝的认识。一方面，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比较：以清朝与它的前代明朝，再上溯到明以前历代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达到或超过其发展水平，又做了哪些“前无古人”之事，同样，它又做了哪些不如前代甚至倒退之事，另一方面，与当代中国相比，它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或者说，它对后世有多大影响，只要认真比较，清朝的历史真貌就会显现出来。

　　如所周知，清朝的前身——史称后金，是由女真——满族创建的，在联合汉、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中，变为强大的清王朝。满族的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世居东北地区的肃慎族，其后，又有勿吉、挹娄、靺鞨等族相继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都是肃慎族的延续，直至北宋时期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接先世。约当17世纪30——40年代，明末东北诸部女真人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所统一，始形成满族共同体。不可驳辩的事实是，满族及其先世，从来就是世世代代生息在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把它视为“异民族”、“异国”，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不单是民族歧视，而且是一个原则性失误！如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各建一代王朝（北魏、辽、金、元）一样，满族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又同他们一样，疾驰中原，一统天下。明清角逐近半个世纪，一个胜利了，一个灭亡了，这是明末社会诸矛盾及民族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评述两王朝的兴替，既不能站在明王朝的立场，斥责清朝夺权非理，也不能站在清朝的立场，为其辩解合理，要的是客观的立场，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发展趋势，探索这场大变动的内在原因。当我们肯定农民大起义反抗直至推翻明朝统治天然合理时，同样，也应肯定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反抗明朝的统治，甚至向它争夺统治权，也是合理的。这实际是对社会变革的认同，使我们的认识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一致，看问题就会较少差误。

　　自清朝定鼎北京，迄至逊位，有国长达268年。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 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前，约近200年，清朝所做的一切，实集历代之大成，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前代，把我国封建社会推上了最后一个发展高峰。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清承明制，建立一套臻于完善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而它自创的一些机构，使其体制独具特色。诸如理藩院、军机处、南书房、内务府等，为历代所仅见；六部满汉复职制，实为它的独创；八旗制融军政为一体，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清制，严密、完备，井然有序，历代如宦官之乱、后宫干政、外戚专权、朋党祸国等祸患，在有清一代基本没有重演，最高统治集团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社会亦获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