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史绝密考原(5)

　　李延庚再次在后金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皇太极继汗位之后。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皇太极对李延庚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训谕：“李延庚，因汝父无兄弟，特选授汝以游击之职。要不忘养育之恩，竭诚报效。”[45]皇太极为扭转局面，解决因其父努尔哈赤厉行的对汉人仇视、高压及屠戮儒生的政策，所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安定人心，对汉人、汉官采取了较为宽容和开明的政策，加以争取。李延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复出的。复出的李延庚之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后金设立六部，他被任命为吏部汉承政，相当于后来的吏部汉尚书。这之后在皇太极赏赐群臣时，他多次获赏，其名字甚至排在石廷柱、范文程之前[46]。八年（公元1634年）十一月，他由三等甲喇章京升为二等甲喇章京，即由游击升为参将。洵可谓官运亨通，这充分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他的信任与重视。然而这一切均改变不了他反清归明的决心，当此之时，他的反叛活动也从未停止，并不加剧和升级。前引清廷判他死罪所列的四条罪状之有关事件，皆为此时发生。

　　这就是，天聪二年九月，副将刘兴祚巧妙设计逃离后金成功[47]，共“带同家眷男妇二百三十一名口”，到达明朝东江总兵所在地[48]。一个月后，刘兴祚之五弟刘兴治也成功地叛离后金而去[49]。次年二月，刘氏兄弟中之“大哥”即刘兴沛，也叛离后金而去，至长山岛（今辽宁长海）[50]。至此，刘氏兄弟全部顺利逃离虎口，原来这其中有李延庚之智慧及协助之力。所谓征大凌河（今辽宁凌海）之役，是皇太极亲自统兵的攻明之战，开始于天聪五年七月，而所谓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的征宁远，则是崇德元年八月间之事。这两次战役，皇太极均有不同的战略部署。前者是吸取了以往攻坚战失败的教训，采取“掘壕筑墙以困之”的围城战术，严令诸将率所部“各固守汛地，勿纵一人出城”[51]，以做长期围困之计。后者向宁远进发乃疑兵之计，为的是牵制明朝兵力，以策应率兵入关掳掠的阿济格、阿巴泰军，各携带所获“庻得乘隙，从容出边”[52]。当然，这均属绝密。而李延庚两次均遣人“往作奸细”和“通敌”，分明是向明朝泄露机密，破坏后金-清军的战略部署。对清来说是极其严重之事件，所以，当其一旦发觉，便立即施以极刑的断然措施。

　　然而，备受信赖、地位显赫的后金-清高官李延庚何以一而再、再而三，且绝不休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背叛，而心向明朝？何况其身世更非同一般，其父抚西额驸李永芳乃后金国里汉官中，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这一举动不仅令清统治者极为震惊，也令众多世人疑惑莫解。其实后金-清政权里的汉官中，与李延庚有相同表现，即坚持背叛之志而归明心切，且不断采取行动者，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突出者要算前面已提到的以刘兴祚为代表的刘氏兄弟。他们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究其最根本之原因，乃在于后金政权所推行的以仇视汉人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压迫政策。这一政策对广大汉人，包括汉官在内所造成的心灵上的伤害极其惨烈、深刻，经久难消。

　　当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统治者攻入辽沈地区之后，实行最野蛮最落后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对广大汉人进行残酷的民族奴役和压迫，把辽沈地区本来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弄成大倒退。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巩固它的统治，努尔哈赤推行一系列掠夺奴役平民、屠戮儒生等措施。面对这种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辽沈地区广大汉人或武装起义、或投毒、或逃亡，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后金统治者则进行血腥镇压。”[53]做为直接同广大汉民打交道的后金国中的汉官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这一切，无辜同胞的苦难和血泪不能不使他们当中天良未泯者的心灵受到触动，进而转向同情甚至支持被奴役被蹂躏的同胞。本来身负重任直接管辖辽南汉民事务，为后金立有大功的刘兴祚，终于走上叛金归明之路，并策划同复州军民一起大逃亡便是明证。皇太极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争取汉人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后金多年来一贯推行的歧视汉人的政策，造成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一时难以平复。正如贝勒岳託所说，“人怀疑惧，纵极力挽谕，人亦不信”[54]。这是大实话。皇太极也看到当时歧视、奴役、虐待汉人的现象在后金国里仍然普遍存在，“八旗皆然，罪之不胜罪”。他认识到正是由于满洲诸臣不断地“虐民妄行”，才造成广大汉人的“逃亡背叛”[55]。他痛感问题的严重性而警告满洲将领说：“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56]。但皇太极的警告与希望扭转不了满洲歧视汉人的习惯势力，改变不了尖锐矛盾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