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清入关前满族服饰刍议(5)

　　二是传承性。传承性是一个接连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因为服饰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产物,他们自然地从上一代那里继承了传统文化,又一定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传统的服饰文化加以改造,注入新的内容,抛下那些不适时的部分。服饰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流传下来的,它往往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作为一种相对自成一体的文化系统,服饰往往良莠并存,既有积极向上的内容,也有消极落后的内容,它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扬弃的过程。满族服饰是在继承女真族及其先祖服饰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从服饰的色彩、面料的使用、款式的造型等等均是承袭前人的发展情形。

　　三是融合性。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各民族的发展、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民族融合因素的增加,各民族服饰之间也在不断地相互影响、借鉴交汇、融合,兼容并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性特征。满族服饰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出这种特性。原有的满族服饰,是适应本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需要,袍的样式是无领、箭袖、左衽、四开衩、束腰,紧身保暖,利于马上活动。随着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接触和交流,服饰也随之发生变化。袍袖渐宽,四面开衩变成两面开衩,下摆由宽变窄等等。满族服饰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服饰元素,兼容并蓄的发展自己的服饰。满族服饰的融合性,不仅仅体现在服饰的式样上,还体现在服装面料、图案花纹等方面。

　　四是民族性,即是具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风俗。尽管中华各民族有许多共同的风俗习惯,但表现在风俗文化中的不同点也很多。

　　正是这些风俗中以及其他文化中的不同之处,才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成分。满族服饰以它自己所具有的民族性,在人类的历史中展现出独树一帜的特征。流传至今的旗袍,已成为中国人的国服日渐流行的对襟马褂、坎肩,都是满族服饰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箭袖、皮毛的使用、开衤契的长袍、具有等级象征的披领,独具特色的官帽等等,都是民族性的体现。

　　五是阶级性。满族入关前的服饰所体现出的阶级性为清代服饰的冠服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满族服饰成为社会角色和等级身份的标志。“锦衣”和“布衣”成为等级的标志,“丝绸”和“葛麻”成为贫富的标志;黄色衣服成为皇家的标志,灰色和蓝色衣服成为贫民百姓的标志,长袍马褂是文人学士和有身分的人的标志,短衣麻褐是苦力的标志。

　　三、清代服饰制度的产生与确立

　　17 世纪中叶,满族贵族乘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之机,在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北京城。为了扩大已取得的政权,迁都北京。不久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统一了全国。

　　清统治者占领全国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采取了大批起用汉官、优侍明朝宗室、开科取士、以武功保天下等一系列措施,其中以武功保天下是最重要的措施。清统治者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巩固其统治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武功,时时保持军队精武而善战。这关键在于时时习武,做到弓马娴熟,“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早在建国之初,崇德元年(l636 年) 十一月,太宗文皇帝就对诸王及贝勒们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顺治七年(1650 年世祖章皇帝又谕:“我朝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毋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至高宗纯皇帝时,为了保住满洲的先正之风,不被汉人所同化,又于乾隆十七年(l752 年) 组织诸王大臣重温太宗谕训,并在多处刻、立石碑,警示后代勿忘骑射。要想使弓马娴熟精良,必须有一整套有利于骑射的衣冠制度与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