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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2)

2013-01-03 11:01 山东大学学报 林红 2074
天聪元年(1627),后金与朝鲜几经周折正式订立“兄弟之盟”,双方约定:“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理征求!……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祗,监听此誓!”自此双方由非正式关系进入到兄弟盟邦...

  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朝鲜减其木棉之数五百匹,书于“别单物目”,并“明言此外决难加减之意”。别单物目计:“白绵绸五十匹,草绿绸五十匹,白苎布五十匹,鹿皮一百张,豹皮十张,水獭皮五张,木棉一千匹,白木棉二百匹,青木棉一百匹,红小棉一百匹,蓝木棉一百匹,霜花纸一百卷,白绵纸五百卷,大倭剑十把,小倭剑十把,彩色席五十张,丹术一百斤,胡椒十斗。”


  此后,后金与朝鲜的使行贸易仍旧曲折进行,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朝鲜的态度随着后金与明朝的较量变化而发生变化。当明朝略占上风时,朝鲜的态度便有些强硬,减少岁币,这便引起后金的不满,双方关系就会一度紧张。但是自天聪元年(1627)至九年(1635),双方之间的使行贸易还比较正常,出现了“春秋信使往来如织,五、六年间少无异言”的情况。

  二


  后金与朝鲜建立邦交乃至开市,其主要目的便是能从朝鲜获得生活必需品及战争物资。

 

  在后金民生必需晶中,最缺的当是布匹。据《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初纂本》记载,皇太极曾对有功的八旗贝勒大臣赏以绸缎,对有功的八旗士兵与平民则赏以青布。如天聪三年(1629)九月一日初试秀才,规定取一等,赏缎一匹,二等三等者,赏青布二匹。为解决布匹奇缺的问题,后金要求朝鲜使团所献物品中即以绸缎、青布为大宗。后金的商队在朝鲜所购物品中通常布匹所占比重也很大。如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后金派英俄尔岱等赴朝鲜,以人参480斤,银85两,换青布17000匹以及相当于2000匹青布价值的花丝绸。天聪四年(1630)春,后金又派朴仲男赴朝鲜,以人参1700斤,换得青布10910桶,以及价值5610桶青布的木棉。

 

  由此可见,后金通过交易从朝鲜获得布匹的数量是相当多的。


  另外,后金的纸张也很缺乏。现存满文老档所用的纸张,除朝鲜的高丽纸外,“有不少是用明末辽东地方衙门公文纸”的正面或反面写制的。这些老档应是满洲文书中最宝贵的部分,但所用纸张竟是明朝所废弃的公文纸,由此可见当时后金纸张紧张之程度。因此,后金通过双方贸易从朝鲜所获物品中,纸张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了布匹、纸张外,后金从朝鲜购买的民生必需品中多为“杂物”。从《朝鲜仁祖实录》及《承政院日记》的记载来看,白天聪元年(1627)至崇德元年(1636),后金所购“杂物”主要有:“干柿、大枣、黄粟、油屯、弓子、倭枪”、“药材”、“霜花纸”、“白纸,羊皮”、“药材,唐乡并十九种”、“大段,潮州柚”、“五色真丝,明其樱子”、“胡桃,银杏,大口鱼,文鱼,金鳆,榛子,柏子”、“仙段,天青段,蟒龙段”、“红木棉,黑木棉,蓝木棉,白木棉”、“虎皮”、“豹皮带子”、“彩段”、“水银”等物。而朝鲜每年输送给后金的春秋二季礼物,则与后金借春秋二季派使臣率商队至朝鲜采购的货物,大体相同。主要以布匹、纸张、皮货为大宗,朝鲜土产、药材、杂物等次之。


  从后金输往朝鲜的货物则以人参银两为主,貂皮次之。后金崛起于盛产人参的长白山附近,因此人参成为后金赖以交换民生必需品的主要产品。天聪元年(1627)至崇德元年(1636),后金输入朝鲜的人参数目可考的有: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金国使臣“出给人参四百八十余斤.责换青布一万九千余匹”;天聪三年(1629)十月金国使臣朴仲男至朝鲜时,“持来人参数百斤”,欲以“劣品不好之人参,贸得白纸,彩色,水獭皮,青黍皮,豹皮,羊皮,丹木,胡椒,白番,各色彭段,红柿,生梨及弓角,环刀等物”。


  另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天聪七年(1633)六月皇太极遣英俄尔岱携参900斤前往朝鲜互市;天聪八年(1634)七月后金使臣马福塔持900斤人参至朝鲜交易。这些有据可查的事实都说明朝鲜从后金输入的货物多系人参。


  除春秋开市时金国以人参倾销朝鲜外,朝鲜春秋信使一年两度至后金贡岁币时,金汗皇太极亦照例“赏给”朝鲜国王及其使臣人参、貂皮、银两等,以作为岁币的补偿。如天聪二年(1628)九月朝鲜国王遣郑文翼、朴兰英到后金贡秋季礼,后金即送其国王“人参二百斤,貂皮四十张”等等。《清太宗文皇帝宴录初纂本》还记载,天聪五年(1631)正月,“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臣朴兰英,以方物来进春秋礼”,“其来使朴兰英仍照常例,赏鞍马一匹,银五十两,貂皮十张。随从通事人员,亦如常例给赏。……以赐朝鲜国王人参,送至朴兰英公馆”。


  后金长白山一带所产的野参最好,但参价太贵。而朝鲜与后金“只有一带江水,而牛鸣相闻,诚可谓接屋连墙之邻也”,所以朝鲜居民经常私自越疆到后金偷采人参。越境采参不但有损后金的权益,而且影响后金的民生经济,因此成为后金与朝鲜交涉中最严重的问题。双方订立“兄弟之盟”时,曾相约“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此即暗指“禁止鲜民越疆采参”。天聪三年(1629)四月,皇太极致书朝鲜国王责其失信、欺诈等六罪,其中“夺利欺人”便是指“鲜民越疆采参”。盖“长白山横亘,此边为我地(朝鲜),彼边为胡地(金国),非徒我国(朝鲜)之人采之,胡人(金国)偷采之,故或有相遇相害之时矣”,甚至辽东之民或皮岛之众也私自到后金偷采人参。因“采参之利多,故虽杀而不能禁”。朝鲜江界府使韩享吉曾上疏指出:“采参之端,实由参利之重。……欲禁参商,则先塞参利……且咎我,非为我民之入境也。意在独专参利而言之地,其害有甚于岁增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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