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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兄弟之盟”下后金与朝鲜贸易初探(3)

2013-01-03 11:01 山东大学学报 林红 2105
天聪元年(1627),后金与朝鲜几经周折正式订立“兄弟之盟”,双方约定:“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竟细故,非理征求!……两国君臣,各守信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祗,监听此誓!”自此双方由非正式关系进入到兄弟盟邦...

  同时,参价太高也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后金与朝鲜最初议定每斤参价为银十六两,并且大量向朝鲜倾销。但朝鲜自己也产参,而且还对明朝输出,因此后金所输入的参也需要再转销明朝。但盟约规定朝鲜要与明朝断绝来往,所以,朝鲜便以不能销售为由,压低参价,最后至每斤值银九两,从而引起后金的不满,双方争执不断。后来,后金使臣及商人以人参倾销朝鲜时,也用银两直接向朝鲜购买一些民生必需品。天聪五年(1631)三月,双方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以银两进行的交易,“商胡(后金商人)所持银子十万两,内七万两货物贸得,一万两买马,二万两贸牛”。灭聪六年(1632),后盘耍朝鲜增加“岁贡”时,即有“黄金百两,银千两”的要求。后金与朝鲜的开市及春秋信使的往返,至此已经具有超出土产交易的范围,扩大为直接以银两进行交易的性质。

 

  白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6),义州市只开了两次;会宁市在天聪三年(1629)一月至八年(1634)十二月间也只开过三次。两处贸易之所以不能正常举行,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第一,后金不守约定。根据两国约定,一切开市人马费用自行负担。实际上后金却要求由朝鲜负担,并且监市官员动辄需索礼物,如不能满足其要求,便侵扰官府,殴打官民。


  据记载,后金使臣及其率领的“商队”到朝鲜时,朝鲜要派礼宾寺官员接待于“慕华馆”,“即刻行下马宴,先劳其行”。其后,后金使臣等一行的饮食起居都由朝鲜安排供给。除商队外,朝鲜国王还得例行于崇政殿或仁政殿接见后金使臣及其从人等,并“御前赐宴”。当后金使臣等一行完成交易启程回国时,朝鲜礼宾寺官员除安排“上马宴”饯行外,并沿例送后金使臣及从人礼物。对一般金国使臣,朝鲜例行赠给之物为:“土产等杂物别赠给外,又以银子各五十两别给,且以段(缎)子各一匹,花绸各三匹,勾管所堂上措辞以给。”


  随着后金使臣及其从人人数的不断增加,赠给后金国汗及其使臣等的礼物逐渐成为朝鲜财政上的一大负担。天聪二年(1628),后金使臣及从人人数为58人。到天聪九年(1635)便增至166人,“此从前未有之数,接应之事,倍前可虑”。为筹措给后金使臣的礼物,天聪七年(1633),朝鲜备局曾采取“已近加赋”的措施:“备局启曰:近日经费之匮乏,已至此极。胡中赠给之物,其数甚多。欲令户部办得,则国用已竭。欲分定外方,则过于加赋,诚可虑也。”


  不少后金使臣还动辄需索礼物,这也加重了朝鲜的财政负担。《朝鲜仁祖宴录》记载,天聪二年(1628)十二月,后金使臣英俄尔岱等“求索鹰子”,朝鲜国王“命择大鹰给之”。其后英俄尔岱叉以“俺回还后,当有婿事”为由,向朝鲜索取黄金。黄金非朝鲜所产,但朝鲜仍不得不“密给”英俄尔岱“黄金五两”,以满足其“大欲”。天聪九年(1635)正月,荚俄尔岱其妻死,“曲通其意”、“愿得丧用之物云”。朝鲜以英俄尔岱“自初讲定和议,累度出来之人”,只得“量给纸束”,以为其办丧之用。总之,只要出于后金使臣的勒索,朝鲜札宾寺就得多方筹办。


  除此之外,后金使臣还不时“劫夺,沿途刷马,官不能禁,而民怨苦益甚”。后金使臣及其商队前往朝鲜时,所携带的多是人参、银两等价值较贵而且又比较轻便的东西,但到交易完毕返国时,所带的又多是布匹、纸张、皮货等价值便宜而又比较笨重的物品。用来驮载人参、银两的马匹便不能驮载自朝鲜购回的货物,因此后金使臣从朝鲜返国时必定要索取马匹。但“我国(朝鲜)之马,本不合战用,而已未之败,数万将士之马,没数不还。丁卯之乱,两西公私马,亦皆被掠。身弥等岛,是我国养牧之太处,而今无一匹之马。我国将士有马者,未满百之一。虽有重价,万无贸得之路矣!”马是战略物资,是朝鲜禁止售给后金的。所以当后金使臣无法通过交易换取马匹时,便只好劫夺,沿路刷马,并乘机劫掠闾里。朝鲜安州迤东五邑经常遭到后金使臣及其商队的劫掠,朝鲜曾因此而减五邑之赋,“以示一分之惠云”。


  “交易之道,务在两平”。商业行为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任何一方过分亏损或借政治权势强压于人,都会使交易无法持久。因此,义州、会宁开市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朝鲜态度消极。不论是义州开市还是会宁开市,都是后金经过与朝鲜的数次交涉才达成的。对于互市,朝鲜的态度并不积极。


  首先,朝鲜是在大兵压境下与后金订立“江都之盟”的。朝鲜作为战败国,在心理上对于互市便有抵触情绪,害怕后金“托以开市,往来不绝”。其次,在市易过程中,不论是交易的价格还是交易的数量,都由后金自定。朝鲜虽有平等之名,却无平等之实。这就迫使朝鲜很难对交易抱有极大的热忱。再者,后金所需的绸缎、布匹、纸张等物并不产自朝鲜,而朝鲜又不敢拒绝交纳,这就迫使朝鲜与明往来,以获取所需的物货交付后金,这样,互市对于朝鲜来讲已经失去了互通有无的意义。朝鲜每年进贡的绸缎、布匹、纸张等物,大都产自明朝。但盟约规定朝鲜要与明朝断绝来往,因此朝鲜不通明朝,缺少明朝的物货,便无法措办后金的岁币、方物,更无法满足后金使臣的勒索。《沈阳状启》曾记载,英俄尔岱命措备入送四百斤桐油时,朝鲜世子即答道“桐油非本国所产”,“南路(明朝)不通”,“万无可得之路”。当后金敕使以银子1300余两,令买朝鲜物货时,朝鲜迎接都监即答曰:“我国本无物产,不过绸布等物,而尽失于乱中,且不能南朝(明朝),绝无可观之物货,未知何物发卖乎?”但由于惧怕后金。朝鲜被迫暗中与明朝交易。以获取所需物货交付后金。因此态度消救便是自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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