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互市贸易的繁荣。明初永乐四年（1406），于开原正式设女真马市，天顺八年（1464）增抚顺关市，万历初年续增清河、叆阳、宽甸诸市，贸易通道由当初一处增至五处；互市时间也由最初的每月一市缩短到明末的三日一市，以至一日一市[②a]。抚顺开市初，一日不过数十人，及万历年间入市者动辄数千人[③a]。随着互市地点增加，间隔时间缩短，边市规模日益扩大，成为经济交流的主要孔道。明初，女真人与朝鲜互市于庆源、镇城，“市盐铁牛马”。至明末，互市日繁，有的市场“月月开市，牛布诸物无所不有”。除正常的互市贸易以外，还有不定时的民间自由贸贩[④a]。
第二，贡市贸易的发展。互市贸易主要是以民间贸易形式进行的。通贡则在部落上层与明朝之间进行：女真酋长以土产品为贡物入于明廷，后者以回赐名义赏给物品。入贡除表示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同时也是商品交换的形式。朝贡领赏后，例于会同馆开市三日，与内地商贾两平交易。明初永乐、宣德年间，意在招抚，对于入贡的女真酋长来者不拒，“悉听其便”。正统以降，明国力渐衰，无力耗费巨资延揽。对于入贡人数与时间开始有所限制[①b]。嘉靖年间定：每年海西女真入贡千人，建州女真五百人。实际上各部竞相入贡，远远超过限额：嘉靖十年（1531），海西各部入贡人数“溢其旧几至一倍”；嘉靖十五年（1536），建州、海西入贡者多达二千余人；万历初年，建州女真势力坐大，每入贡千五百人[②b]。超过限额三倍，反映了贡市贸易发展的事实。明正统年间以后，女真人与朝鲜的贡市贸易，也有显著发展[③b]。
第三，价值尺度变化。女真社会内部分工不发达，用于交换的产品丰富多样，加之外部社会影响所致（如当时的朝鲜长期以绵布为基本价值尺度），长期未形成固定的价值尺度。及明末，银两开始真正进入流通领域。据《大明会典》卷一一三，嘉靖六年（1527）议准，入贡回赐准予折价。嘉靖四十三年（1564），明廷应女真酋长要求，将回赐抚赏全部改为折银。仅此一项，每年就有大批白银流入女真地区。，又见《全辽志》卷二，辽东互市税（马市抽分）均按银本位计值征敛，说明在大量的民间交易中，也由简单的以物易物向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形态过渡。
第四，初级市场的形成。明末汉人、朝鲜人对女真地区土特产貂皮、人参、珍珠等需求甚巨。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载：当时明宫廷每年约需貂皮一万张，狐皮六万余张。同时，朝鲜人也普遍流行服用貂皮，据说达到了“年少妇女皆服貂裘，无此则羞与为会”的地步[④b]。朝鲜宫廷差遣人役赴咸镜、平安两界，一次购入转贸于女真的貂皮二万领[⑤b]。这种奢泰成习的追求，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不无关系，对邻境女真社会却产生了积极影响。就貂皮贸易而言，东北境内所产貂皮量少、质次，远不能满足南方农业社会的需求。明朝消费的质高毛色纯黑的貂皮，大多来自迤北的黑龙江流域：今勒拿河上游各支流额尔古纳河流域、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下游的兴衮河（阿姆贡河）流域[⑥b]，均需长途贩运。这些地方，也是珍珠、土豹皮、灰鼠皮的重要产地。于是，在上述地区兴起了主要为对外交换服务的商业通道。
女真地区与明朝贸易的通道，以开原为枢纽[⑦b]，主要有两条：一自黑龙江下游溯黑龙江、松花江，更折向西南经今哈尔滨附近南抵开原；一自朝鲜咸镜南道，循豆满江东北行，经长白山北绕松花江上源，西南行至开原。与朝鲜贸易的干线也有两条：一由北方逆黑龙江、松花江，中经牡丹江流域的宁古塔（今宁安）、东京城，南抵朝鲜咸镜南道；一由北方经今吉林、新宾达朝鲜的满浦。以前一条最为繁荣[⑧b]。女真人与明朝和朝鲜的贸易干线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在一起。咸镜南道和东京城是重要的衔接点。于是形成西接蒙古、南通明朝、东南联结朝鲜，将广大女真地区连为一体的经济、交通网络。
以上缕述了明末女真对外贸易的几点变化。除汉人、朝鲜人外，与西邻蒙古人的贸易也还在发展。
对于任何民族说来，私有制形成和国家产生，都是以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为前提的。明末女真社会的发展特点在于：其交换关系主要不是在社会内部分工有了很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与外部农业社会形成的区域性分工基础上繁荣起来的。或者说，是在毗邻消费市场的直接刺激下崛兴的。采猎经济类同于游牧经济的一点，它的产品只能满足人们最低限度消费。因此，一旦它与农业社会建立交换关系，结果只能是对后者形成严重依赖，即所谓“衣食皆易内地”[①c]。举凡日常所需，农业、手工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均仰赖农业社会供给，为此又必须输出大宗的传统产品。这在渔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换关系中应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将看到这种交换关系对女真社会的双重影响：在主导方面，它成为私有制发展的有力杠杆，刺激了人们的物质贪欲，当这种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就将掀起冲突和战争；集体平均原则和互助合作的亲密关系被剥蚀，使个体家庭独立经营成为现实。在次要方面，由于它强化了传统经济，限制了社会分工和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抵销社会经济的进步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