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级对立的形成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贫富家庭的分化，终于在社会中形成对立的阶级。
1.显贵阶级的形成
女真社会中的噶栅达（村长）、穆昆达（族长）、国伦达（部长），本来是部落内地域组织和血缘组织的大小首领，是社会生活的管理者和组织者，世袭惯例的形成为他们提供了世代把持社会权力的机会，一些富裕而有权势的成员逐渐成为部落的贵族。
显贵阶级私有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第一，对外交换。女真各部门的互市入贡大多是在酋长组织下进行的。明朝制度，对朝贡或互市的女真人均置备酒食、牛羊以为慰劳之资，酋长所受待遇远高出一般部民[②f]。酋长入京朝贡则获得更大经济利益。据《大明会典》卷一一一，朝贡正赏：都督每人赏彩缎四表裹，折钞绢二匹；都指挥每人赏彩缎二表裹，绢四匹，折钞绢一匹，织金苎丝衣一套。以下指挥、千百户、镇抚、舍人、头目，均按等递减。此外还有回赐，即对贡物的变相给价。原来每贡入一匹马，赐彩缎二表裹，折纱绢一匹；貂鼠皮每四个，生绢一匹。嘉靖四十三年以后俱改为以银折给。据估计，每名入贡者可以得到二十两银左右的赏赐[③f]。朝贡酋长于回程中“行李多至千柜”，所购除满足日常需要，主要目的还是“借贡兴贩以规利”[④f]。建州女真酋长王杲控制抚顺交易时，与部下来利红等“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隆庆末年，他一次贡马五百匹，方物三十包[⑤f]。足见已成为家资富足的部落显贵。对外交换成为部落上层致富的渊薮。
第二，对外掳掠。部落显贵觊觎邻人的财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为了满足无厌的贪欲，他们“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掠夺对象已由传统的人口、牲畜，进一步扩大到敕书。所谓敕书，是明政府颁给女真大小酋长的官职委任状，也是后者市易朝贡，领取抚赏、回赐的凭证。“每一道（敕书）验马一匹入贡”[⑥f]。可见它不但是酋长身分的证明，也是拥有财富多少的象征。自明正德年间开始，随着对外交换活动的扩展，敕书之争逐渐兴起，而后愈演愈烈。万历时，各部落的争斗已达到“日以争敕构兵”的白热化程度。明嘉靖年间定：海西敕书一千道，建州敕书五百道[⑦f]，各部酋长持敕书分别入贡。掠夺战争的加剧，促使敕书由分散走向集中。嘉靖年间，海西哈达部创始者王忠把持贡道要冲，抢劫它部敕书，以后杀死与之角力争雄的叶赫部酋祝孔革“夺贡敕”，海西敕书都成为他的禁脔[⑧f]。《满文老档》卷七九至八一载努尔哈赤夺自海西哈达部敕书三百六十三道，即其中的一部分。王忠藉夺取敕书，达到控制各部门贸易权的目的，蓄积益富，从而为其侄王台建立海西部落联盟准备了条件。建州女真的五百道敕书，原为强酋勒勒把督、王杲、鹅头等分领，其中王杲不过占有十八道，说明社会中敕书占有也是相当分散的。努尔哈赤起兵后领有父、祖所遗的三十道敕书，以后兼并诸部夺取敕书。到万历十六年（1588），他遣人入贡明廷时“执五百道敕书受年例金币”[①g]。以后熊廷弼曾追述说：“自建州之势合，而奴酋（指努尔哈赤）始强，自五百道之贡赏入，而奴酋始富”[②g]。敕书的集中也就意味财富与权力的集中。这正是部落显贵间“争敕构兵”的原因所在。
第三，剩余劳动的剥削。明末以前，女真酋长的经济来源虽然部分依靠部民的贡献，还不能脱离社会生产。与此同时，已开始了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明初开原百户杨木答兀裹胁开原城千余军民逃入阿木河以后，吾都里酋长猛哥帖木儿一家曾“分执为奴使唤”。以后，各酋长家庭均占有数量不等的家内奴隶[③g]。据《朝鲜世祖实录》卷四五，兀良哈酋长柳尚冬哈到朝鲜钟城寻找逃奴时，对当地官员说：“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由于明末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奴隶具有了越来越大的使用价值，部落酋长为了掳掠人口频繁扰害明朝边境（说详后文）。努尔哈赤的六祖家族，曾被邻人讥为“家贫”，但从努尔哈赤分家和起兵前后的记载可以得知，各家均占有男女奴仆[④g]。至于部落酋长中的富裕家庭，自然占有更多的奴婢了。“奴婢耕作，以输其主”[⑤g]，对于奴隶全部剩余劳动的占有，构成部落显贵经济上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