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女真社会氏族制度的瓦解(7)

进入16世纪以后，女真社会私有制的发展，农业经济的振兴，以及外部明朝、朝鲜两大强邻逐步走向衰弱，为奴隶制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掳掠汉民的规模愈演愈烈。明正德十年（1515），建州女真王鞑子等分兵寇掠新安堡，叆阳堡军民百余人；翌年，千余人突入叆阳堡掳掠人口。据《明实录》隆庆元年至万历十四年二十年间所载，累计招还被掳人口7300多人。能够招还的只是被掳者的少数，可见被掳汉人数量之多。朝鲜人被掳为奴的也相当可观，建州女真酋长王山赤下多次入朝境掳人，不但掳朝鲜人，还掳其它部落女真人。被掳者“结项牵去”不以为意，或者自家为奴，或者互相买卖，以牟厚利[①i]。 

促使氏族制度走向尽头的，不仅是外族分子的涌入，而且还有本族甚至本部落奴隶的产生，女真人本部之民原不相为奴，待努尔哈赤起兵，宣布将违令朝境采参的部民“一一闻见摘发其身杀妻子为奴”[②i]；犯罪者家属从原属的社会组织中被分离出来，以奴隶身分另有隶属，这种现象的发展，不能不造成部落成员之间的对抗。 

觉罗哈拉是满族著名氏族，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十八所载八大穆昆中，有所谓“阿哈觉罗”一支。“阿哈”奴隶之义，阿哈觉罗氏，无一例外均系包衣籍出身。满洲包衣籍旗人，在入关以后身份地位虽逐渐提高，但他们的祖辈曾经隶属奴籍当是事实。据此看来，阿哈觉罗穆昆大概不是哈拉组织正常分衍而成的某一血缘分支，而是基于共同为奴的历史而被单独打入另册的氏族成员。然而，也就是在这部分人沦为阿哈的同时，与之同一哈拉的少数族人，即所谓“爱新觉罗”（金觉罗）的一支，却已跃升显贵阶级的代表了。觉罗哈拉内部的分化不过是女真民族阶级对立日愈深刻的缩影。 

阿哈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可以被任意买卖、赠送、继承，乃至被杀害；劳动产品全部归主人所有，是社会中身分地位最低下的阶级。 

3.诸申——依附民阶级 

贫富家庭的分化，使大部分部落民形成人数众多的诸申（jusen）阶层。诸申，与朱理真都是女真民族同一族称在不同时代的译写。万历十一年（1583），苏克苏浒河部的四名部长率先投附努尔哈赤，并对他说：“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骨肉手足”。这里的“编氓”，满文即写为“jusen”[③i]。四部长因率先投附功，请求努尔哈赤不要像对待诸申那样对待自己，而应像兄弟那样加以恩养的事实表明：“诸申”已随着女真民族的分化成为下层阶级的属名。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记努尔哈赤属下诸申的话：“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这两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出诸申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前一句说明，部落时代的诸申狩猎为生，行动不受任何人约束，是身分自由的部落成员；后一句表明：当社会中出现显贵阶级以后，他们经济上不能再自由支配自己的产品，必须将其中一部分无偿提供给统治者，同时行动上受到日益严格的限制，身份地位明显下降了。 

康熙《清文鉴》将“jusen”释为“manjui aha”（满洲的奴仆）。乾隆《五体清文鉴》卷十同条除沿用其满文释义外，蒙文体对译为“albatu”（阿勒巴图）。“albatu”是由蒙语“alban”派生的词汇，词根“al”含有取、夺的意义。在含有许多蒙古词成分的雅库特语中，“alban”还有“强求、勒索”之义[④i]。在蒙古语中义为“服役贡赋”，即力役与课赋的总称[⑤i]。据此，蒙古学家认为：阿勒巴图是指“负担赋税义务的人”或“纳贡的人”，即封建领主的属民[⑥i]。诸申的领有者与蒙古封建领主的身份自当别论。但是，在以“阿勒班”形式为部落显贵（汗、贝勒）提供各种无偿劳役和实物贡赋这一点上，与阿勒巴图是相同的。王台为哈达汗，将昂邦（大人）分遣各处，敛取金银、财宝、葛布、以及鸡豚鹰犬。 

关于诸申“阿勒班”的具体内容，从《建州纪程图记》中可知有以下几项：劳役，驾牛运木，“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赴役，每名输十条”；守堡，“军者以各堡附近部落调送，十日相递”；纳粮，“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而临时取用”；兵役，“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长，各领其兵，军器、军粮使之自备”。 

由此可见，诸申的“阿勒班”是将劳役、兵役及实物贡赋统统包括在内的总括语。出兵时，军器军粮“使之自备”，既说明兵役的沉重，同时也反映出诸申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 

《满洲实录》卷三满文体记：“若无阿哈，额真何存？若无诸申，贝勒何生？”可以视为明末女真社会阶级关系的高度概括。阿哈，作为额真的私产，与之结为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阿勒班，则是显贵阶级束缚诸申的经济锁链。显贵阶级为了保证阿勒班的来源，必须加强对诸申的人身控制；而诸申阿勒班的提供，又以拥有一定的独立经济为前提，这就决定了诸申有别于阿哈的依附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