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华文明之统绪

满洲“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华文明之统绪

徐凯

　　满洲“汉化”问题，历来是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至今看法各异。美国“新清史”学者的观点否定“汉化”，更强调满洲的“独立性”，似乎与中国无干系。他们将清朝视为“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皇帝。”乃至把满文档案等当做清史研究的“唯一”资料。将“清朝”与“中国”之间画一条线，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满洲从中国历史上割裂出去。①这种极端的观点促使我们对满洲“汉化”问题进行再思索。以往一提某些少数民族“汉化”，给人们的直观认识是“汉族化”。其实汉族是多民族混血而成，汉族文化也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华夏文明，而“汉化”的实质是“汉文化”化。满洲贵族为了适应中原的统治环境，以汉文化作为国家主导文化，采取积极的措施，接续中华文明系统，这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早在关外时，建州女真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向汉族农耕经济转化，“耕田渔猎，什倍本土”，人力耕种，“田谷大获”，实行农牧渔猎多种经营，并接触中原传统文化。努尔哈赤自幼就喜欢阅读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从英雄人物身上和典型战例中汲取聪明智慧，用以开国实践。皇太极格外注重汉文化的研习，从中借鉴治国之术。他深知古代帝王“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之理。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设置文馆。命巴克什达海、刚林等，以清文翻译汉文典籍《明会典》、《素书》、《三略》等书告成。崇德初年，他又担忧国人不识汉字，罔知治体，再命达海翻译《国语》、《四书》、《三国志》，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1][p.397]皇太极认真地接纳汉文化，调整治国方略，发展了清朝开国基业，对后世子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兵入关之后，满洲贵族面对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汉族，如何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一方面，以强行汉人薙发、易服等，将此作为顺逆的标志，迫使他们“满洲化”。另一方面，正如鲜卑建立的北魏君臣所认同的那样，“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2][p.2744]接续“正朔”，以“中国”自居，保持中原文明的连续性。满洲贵族也不例外，他们更广泛地吸取中原传统文化，不断充实治国之术，实现“陶熔满汉之第一要务”，[3]力求尽快地融入中华文化脉系，以接续明朝之统绪。这样就加速了满洲民族整体“汉文化”化的进程。清朝实施这样的国家战略文化大转移，既丰富了满洲文化的内涵，又调整了适应新环境的治国之道，使本民族特征得以保存，并屹立于诸民族之林。

　　一、“汉文化”化与接续中原王朝脉系

　　满洲“汉文化”化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是伴随着其战略和政策的不断调整逐渐完善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汉酌金”，承袭明代相关政治制度

　　后金立国前，满洲社会军政合一的组织结构是努尔哈赤建立的以牛录为基层单位的八旗制度。其管理者的各级额真(头目)均为努尔哈赤的子侄们担任。随着政务的繁多，初设“理政听讼”五大臣，“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4][p.9190]任命八大臣守护赫图阿拉城门，“出猎行兵均不使前往”。命十六大臣、八个巴克什“办理记录此项粮食的收发事宜”。又设四大臣负责监督牛录狩猎秩序，“以保证各牛录在狩猎时收获机会的均衡”。由这些异姓官员，分掌行政、诉讼等庶务。后金建国后，努尔哈齐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后金适应文化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笔帖赫包”(满语为bithe i boo，汉意为书房)，掌管汉文书信、文告等的汉人秀才，被称作“书房秀才”，或“书房相公”。这都反映了后金政权初期职官制度草创的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