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旗袍瘾到服饰的民族性(3)

　　在独特的个人特征背后，张爱玲的旗袍还蕴涵了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四十年代，一个乱世，古时的、外来的、本地的文化忙乱地冲击着中国，人们更热衷并更有能力对旗袍不断的丰富。正如张爱玲所言“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5]因此形式多样的张爱玲旗袍本质上是现代的，要么表达情绪要么表现曲线美——所有都是个人的充分发泄。在那个年代，这些相差甚远的形式拼凑在一起，还不是相当融合，故而突兀得惊世骇俗。四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张爱玲蜗居的地方，也是整个中国时尚旋涡的中心，其他各地的时尚脉搏随之起伏不定。那时在上海已有了旗袍的“别裁派”，就是中西合璧式剪裁。一种是局部西化，或西式翻领或荷叶边或开衩袖，一种是旗袍与西式服饰搭配，一件古朴的旗袍搭上小西装或针织背心，既复古又新颖。当时的电影明星欧阳莎菲效仿西方女性戴着长串珍珠项链，穿着凤翔旗袍，胸口抠了一块三角，露出雪白肌肤，衣袖却把肩膀包裹得严实，面料、图案、袖子是雍容的传统一面，珍珠项链和三角型胸口又是性感的时尚一面。所有这些时代和地域特征都遵循一条规律——“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6]这条规律使现代旗袍与满清旗袍泾渭分明。

　　满清旗袍是现代旗袍（张爱玲旗袍）最近的前身。那时，旗袍主要用于宫廷，宫廷里最大的是等级地位，因此服装不叫服装，叫服制。皇太后、皇后用明黄色朝袍，贵妃、妃用金黄色，到嫔就只能穿秋香色。氅衣绣上“双喜字百蝶题为‘双喜相逢’。喜字蝙蝠、罄、梅花，题为‘喜庆福来’。水仙、团寿字，题为‘群仙祝寿’……”[7]旗袍三大经典细节——领、襟、袖——常为了表现身份，被修饰到累赘。同治年间，领托、袖口、侧摆、下摆的镶滚花边道数有“十八镶”之称，发展到极致的可以连旗袍本来的面目都看不出。袖口内缀接可以拆换的华丽袖头，袖头还要镶滚繁多的花边，乍看上去似乎穿了好几件考究的衣服。总之就是不择手段把面子撑足，而衣服内人的曲线则全然不顾。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写道“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不过失踪止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政治层面到衣服层面，中国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旗袍褪去了服装制度的假皮，镶滚简单了，色泽也淡雅起来了，刚摆脱封建的中国女性，猛醒身体曲线居然沉睡了至少三百年，于是诞生了现代旗袍，至关重要的是，腰身开始收紧了。三十年代，旗袍必经的一个黄金甚至疯狂的年代，象个大小孩，目空一切，一年又一年，变着法地改变领高、衩高、袖长、摆长。
　
　　从满清到四十年代，从服装制度到人的服装，这种昨日衣裳渐已攀上颠峰，最后，也渐已失去普遍生存的土壤。现在，人们有更多和更实际的选择，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不会穿一件旗袍。然而，尽管惨淡至此，它仍被深切怀念，甚至被奉为中国服饰文化最亮眼的标志，因为，它从视觉表面到文化内涵，都是最有历史沉淀的中国民族性表示。
　

　　一个民族，有一条服饰路。中国，从原始社会半长襦衣到周“续衽钩边”的深衣，从汉民间青、绿的襦裙到南北朝的大口裤，从唐代高头丝履到宋朝对襟旋袄，从明云肩比甲挑线裙到清坎肩氅衣盆地鞋……当它们同旗袍一样成为昨日衣裳时，对中国仍具有视觉印象和影响，而最民族的也是最世界的，因而现今，同样要沿着它们的轨迹寻出一条最具有民族性的服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