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三次“引退”

  蔣介石三次“引退” 

    以退為進，初次“引退”

　　1927 年8 月14 日，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報紙赫然刊出蔣介石“下野”的消息。這位權傾滬甯、煊赫一時的“總司令”，剛遨遊上海回到南京不久，為什麼在戎馬倥傯之際，突然“卸甲”呢？正當人們議論紛紛時，8 月16 日上海《申報》刊出《蔣中正下野之經過》一一，系記者採訪“總參議”張岳軍的談話，說“此次最近戰事，一方對北，一方慮及武漢。奉之對馮，甯之對魯，漢之對甯，適成犄角之勢。故蔣自前線歸來，默察大勢，內省諸躬，為黨之團結及政府前途計，決心下野”。張的一席之談，無非想為蔣介石的下野作一番辯解。但也難免道出了一些真情。

　　1927 年七八月間的形勢確實對蔣介石有些不利：這年4 月14 日，蔣介石另立中國國民黨中央，18 日在南京又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汪精衛為首的國民政府分庭抗禮。5 月，蔣介石調集軍隊過江北伐，與馮玉祥會盟徐州。就在這時，汪精衛在武漢通電表示要蔣介石“下野”，否則將予軍事討伐。6 月23 日，唐生智在漢口召集軍事會議，決定舉兵東下進窺南京。27 日，蔣介石急忙下令從徐州前線抽調主力分別到皖贛一線和浙江一線防堵武漢的“東征軍”，致使徐州前線兵力空虛。直系軍閥孫傳芳和山東張宗昌聯合，率直魯聯軍組織反攻，奪回徐州。蔣介石親到徐州前線督戰，仍頻頻失利，大軍沿津浦線往南潰退，旬日之間兩淮盡失。而唐生智又以“東征軍總指揮”名義，連續通電要蔣介石“下野”。政局就如張嶽軍所說“適成犄角之勢”，對蔣介石很是不利。

　　8 月6 日，蔣介石從津浦路前線回到南京，隨即搬到東郊湯山別墅，和何應欽、陳佈雷等一班人商量對策。蔣介石的客廳裏整日氣氛沉悶，在一次又一次分析北、西兩線形勢後，何應欽和陳佈雷等都認為，要擺脫困境，關鍵要看掌握百里江防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態度。如果李、白態度曖昧，則“總司令”別無他路，唯有“下野”。蔣介石經數天的優慮後，沮喪地說：速電在蕪湖的李宗仁到湯山來，同時囑陳佈雷趕緊擬就一張“引退”文告。

　　8 月11 日，李宗仁從蕪湖回到南京，“就掉轉車頭，向湯山疾馳而去”。

　　據《李宗仁回憶錄》說：一見面，蔣就對李說，“這次徐州戰役，沒有聽你的話，吃了大虧，我現在決心下野了！”

　　李聞言，吃驚他說：“勝敗兵家常事，為什麼要下野呢？”

　　蔣仍搖頭說：“你不知道內幕，情形複雜得很。”

　　蔣介石叫李宗仁到南京的目的不是商討軍事，是摸李的底；李知道蔣在摸底，所以一面勸蔣不可下野，一面說：“現在津浦線上，我軍已潰不成軍，局勢十分緊張。敵人已逼近蚌埠，旦夕之間即可到達浦口，威脅首都，武漢方面又派兵東進。……”蔣介石一聽李的言下之意，確是有點“曖昧”，隨即拿出一張擬好的文告交給李宗仁。李宗仁拿了文告後即下樓和何應欽等一班人見面。這時何應欽、李宗仁、陳佈雷、戴傳賢、陳銘樞等許多文臣武將又緊張地議論開了，議題逐漸從蔣的去留問題轉到對文告內容的推敲。12日，蔣介石在湯山召集黨、政、軍要員會議，囑把文告電達武漢汪精衛，上海胡漢民等，並把軍、政大權交何應欽、李宗仁等負責。蔣即于當晚7 時乘火車去上海，次日轉去奉化，身邊僅帶12 個衛士。

　　蔣介石的“下野”文告洋洋千餘言，一面表露其北伐和清党之“大功”，一面把武漢政權與之對立之責任推在中國共產黨和鮑羅廷身上。文告最後說：“中正複有何求，今既疚戾於一身，即應自劾而歸去，解除職權，以謝天下。”因文告預先擬就，所署日期是8 月8 日。

　　蔣介石一下野，武漢方面就失去了“東征”之口舌。當“下野”文告電達武漢後，汪精衛於15 日“有十萬火急電，由九江拍至南京，請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等速到九江會議”。8 月22 日，李宗仁等代表南京方面與武漢方面的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等在九江廬山會議，雙方取得妥協，緩住了唐生智的“東征軍”。李宗仁回到南京後，與何應欽、白崇禧等於8 月26 日至30 日的五天時間內，在龍潭全殲孫傳芳渡江的11 個師，扭轉了危局。9 月間，寧漢滬三方代表在南京開會，聯合組成了一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改組了南京“國民政府”。接著，桂系又聯合西山會議派迫汪精衛“下野”。

　　10 月，李宗仁揮師西進，將唐生智部擊潰，唐部10 多萬軍隊盡為桂系收編。

　　正當桂系勢力在南京、武漢日益膨脹之際，蔣介石從溪口到了日本，與日本政界人士廣泛接觸，尤其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進行長時間“懇談”，取得“諒解”“11 月10 日，蔣介石從日本回到上海，恰逢汪精衛從廣州到上海聯絡組織力量，遂抓住時機串通一氣，互相支持，相約同時複職。12 月3日，蔣介石支持汪精衛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汪精衛力推蔣介石複職。

　　北方的馮玉祥和閻錫山想對張作霖作戰，也主張蔣複職。何應欽則要蔣出來“主持軍事”。這樣，預備會議順利通過了蔣介石複職的議題，並決定由蔣來負責籌備二屆四中全會，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當即解體，胡漢民、孫科等一班人被迫“出洋”。12 月11 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州起義爆發，桂系借機攻擊汪精衛等對廣州起義負有責任，蔣介石鑒於複職的目的已經達到，立即參與劾汪。汪精衛也被逐“出洋”。蔣介石於1 月4 日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計”，9 日正式通電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擁有實權的職務。

　　內外交迫，再次“引退”

　　1930 年胡漢民出任立法院長，蔣介石未經立法院通過，與日本簽訂了《關稅協定》，因而胡對蔣不滿。蔣又擅自公佈《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胡更不滿。1931 年初，蔣介石堅持要召開“國民會議”，另制《訓政約法》，胡漢民認為“總理之建國大綱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宣言中之對內政綱，較任何約法都完備，無需再作出欽定式之約法”。蔣聽此言甚為惱火。2 月26日，他派人給胡漢民送去一個請柬，約28 日于總司令部晚餐。28 日晚胡開完會到達司令部，不見有宴，只見首都員警廳長吳思豫一人坐在那裏。不久蔣介石出來相見，兩人發生爭執，蔣即下令將胡漢民軟禁，後送去湯山。

　　胡案發生後，國民黨內部矛盾尖銳起來，粵派要人紛紛離開南京去廣州，有孫科、古應芬、王寵惠、劉紀文等。汪精衛和鄒魯乘機活動指責蔣介石。4月30 日，鄧澤如、林森、肖佛成、古應芬囚監委正式提出“彈劾”案，要蔣介石“下野”。蔣被迫向中央監委“自請查辦”。在兩廣方面，陳濟棠、陳策、李宗仁、張發奎等相繼通電回應，要蔣介石在48 小時內“下野”。而南京方面以何應欽為首，發出“忠告陳濟棠”之通電，進行對抗。5 月27 日，汪精衛、孫科、鄒魯等於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發表宣言，指責南京之“黨部為個人勢力所劫持，實無存在之價值”。當晚又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28 日，在廣東省政府二樓舉行“國民政府”成立典禮，又在燕塘閱兵，分別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第四兩個集團軍，陳濟棠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雙方劍拔弩張。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的中央大學、金陵大學，以及各中等學校學生紛紛集會、遊行示威，通電全國，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9 月28 日，學生冒雨到丁家橋國民黨中央党部請願，蔣介石被迫出來“接見”。11 月24 日，全國各地到南京請願的學生5 千多人到中央黨部請願，蔣介石對他們說：“如三個月內不出兵，砍蔣某之頭，以謝國人。”學生們不信他的話次日在國民政府的大門前懸掛一口大鐘，不時敲打，以示警告。蔣介石被迫“手書”答應學生“抗日”。

　　在學生要求抗日的同時，各省響應東北馬占山的抗日運動，紛紛指責蔣介石，要求出兵抗日。蔣介石內外交困，終於“軟”了下來。蔣先派陳銘樞攜親筆信去上海說項，又派蔡元培、張繼陪陳去香港與粵方會晤。9 月28 日和29 日，粵方之汪精衛、孫科等與陳銘樞等會談於香港，議定由蔣介石先發一通電，“為時局危機引咎，並聲明議定統一政府辦法時，即行下野”。接著雙方在廣州退思園開會，粵方堅持“須蔣先下野而後開和平會議”。蔣方代表向南京請示，蔣複電表示只要粵方要人到南京，當即“通電下野”。10月初陳銘樞返滬，由陳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兼淤滬警備司令，調十九路軍進駐滬寧衛戍，保證粵方要人安全。10 月24 日，粵方要人與蔣介石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樞宅舉行會議，前後開了七次，經過反復討價還價，於11 月7 日達成協定，改組國民黨中央党部及南京國民政府，俟改組後，廣州國民政府當即取消。12 月15 日，蔣介石在各方壓力之下被迫宣佈下野，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及陸海空軍總司令等職。26 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為合議制，由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戴傳賢為考試院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蔣介石雖然下野，仍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蔣在下野前已佈置親信，控制了軍隊等要害部門。

　　蔣介石下野後，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爭權攘利並未停止下來，在廣州出現了“國民黨中央党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等機構。陳濟棠倡議“西南五省大團結”，何成濬又發起“九省聯防”，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等也在籌畫“北方六省大聯合”。國民黨四分五裂。1932 年1 月4 日，孫科迫于形勢，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南京政權出現危機，親蔣派乘機提出“請蔣介石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會議”之動議，當即得到通過。2 月21 日，蔣介石回到南京。3 月6 日被推舉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

　　三次“引退”，全盤失敗

    1948 年底，東北、華北全境解放，華中、華東的長江以北地區均為解放軍佔領，蔣家玉朝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蔣介石不但為中國人民所唾棄，連美國政府也對他不滿。

　　早在1948 年10 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建議，“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有前途的其他國民黨領袖人物上臺執政。11 月16日孫科接任行政院長，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遣其親信傅徑波去見孫科，表示美國之態度，“欲實現國共和議，非蔣介石去職不可”。美國的態度使蔣介石非常著急，他立即派夫人宋美齡飛往美國訪晤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支持”。

　　但未得結果。12 月24 日，擁兵50 萬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在武漢通電提出“國共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和蔣介石“下野”等要求；緊接著李宗仁與甘乃光等又提出五項和議主張：1.蔣介石下野；2.釋放政治犯；3.言論集會自由；4.兩軍各後撤30 裏；5.劃上海為特別市，作為和談地點。接著河南、湖南、湖北、廣西四省相繼通電主和，並要蔣介石下野。除夕日，蔣介石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徵詢意見，除穀正綱等少數幾人外，其餘一致認為蔣是和談的主要障礙，應當去職。蔣介石深知這不僅是同僚們的意見，就是美國政府也對他打問號了。遂於1949 年1 月1 日發表《元旦文告》，說“只要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民主憲政不因此而破壞，中華民國的國體能夠確保，中華民國的法統不致中斷，……則個人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公意是從”。1949 年1 月8 日，蔣介石囑外交部長吳鐵城以《和談決議》通知美、英、蘇、法四國駐華大使，請其協助完成和談，均遭拒絕。9 日，蔣介石一面派張群、黃紹竑去武漢和長沙，聽取白崇禧和程潛的意見，一面調整南方各省之黨政軍要員，安排後路。18 日，任命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彭孟緝為副總司令。19 日任命朱紹良為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天為江西省政府主席，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張群為重慶綏靖主任，余漢謀為廣州綏靖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蔣經國為國民黨臺灣省党部主任。蔣介石既不能打下去，又沒有“和談”之可能，只得於1 月21 日“引退”。1 月21 日下午4時，蔣介石乘飛機到杭州，次日到溪口。蔣經國在他寫的回憶錄《風雨中的寧靜》一書中說：“父親引退，離開南京，臨行時候，曾到紫金山國父陵寢謁別。當天晚上到達杭州，就住在覽橋空軍軍官學校，那時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