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之迅速崛起谈满民族的包容性(5)

　　皇太极优礼祖大寿，说明清初满族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对汉族降官政策已发生嬗变。对于清朝第二代最高统治者两次接受曾“践言”之明末第一勇将归降，这充分反映了满族统治者对敌对的汉族降官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崇德7年（1642）5月，皇太极御崇政殿，总兵祖大寿跪在大清门外请罪。皇太极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替他开罪说：“尔之背我。一则为尔主，一则为尔妻子宗族耳。”祖大寿扣首谢恩后，皇太极令其“入大清门，于崇政殿前朝见礼毕，”召见他“入殿内，命坐于左侧，赐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并命八家王爷各宴一次。还“以归降复逃明总兵官麻登云家口财产”赐给他。7月，皇太极在牧马所，召祖大寿、祖大乐等新附各官较射。并“赐祖大寿驼三只，祖大乐驼一只。”后又赐荣任清朝总兵官的祖大寿“御服五爪龙纱朝衣，嵌双东珠红宝石金顶朝帽、并缎靴、缎袜等物。”

　　从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其时满民族前身女真族最先体现民族方面包容的是对蒙古族：金国曾灭了辽、北宋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与南宋对峙。而正是蒙古铁骑踏平了完颜氏的金朝京城；迫使其流落白山黑水之间，而其统治者没有局限于民族复仇的狭隘性中，他们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对明斗争的需要，而包容了蒙古族，化敌为友，并通过宗教、联姻等措施与之结成联盟，休戚与共。其后的满蒙铁骑为满民族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一包容的结果使他们既有了稳定的后方，又弥补了人口单薄、兵力不足的缺欠。而他们如果也只是固守狭隘的民族观念，驱全部汉族人众与自己为敌，而不是分化利用，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清朝。而真正全面倡导和实施这一政策的就是皇太极。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明朝汉族降官的包容上，但他采取的也是实用主义的包容，即不是包容所有的汉官，而主要包容的是汉族文官为其利用。如范文程在努尔哈赤时代未受到重视，在皇太极时期，随着包容汉人之策对“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取代，使范文程得到了重用。但皇太极还在不断扩大他的包容面。而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对汉人武将的包容。这其中有三顺王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归清，他们带来了西洋大炮等新式重型武器，并成功制造了清朝自己的红衣大炮，改变了对明的军事装备对比。他还对祖大寿的监军张春给予了特殊的礼遇，当时一同俘获有33名降官，他只留下张春等八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张春成为他发动对明议和攻势的合适人选。

　　在洪承畴被俘时，他下令杀了其他降官，独留洪承畴，这是他看中了洪承畴降清的利用价值，洪承畴后来成了清朝进军关内的引路人。而皇太极接受对清朝犯有“血债”而又“反复无常”的明朝勇将祖大寿投降，堪称满民族包容性的典范。都察院参政张存仁奏言称：“祖大寿悔盟背约，仍面颜来归。是势穷力竭。见松山已下，援兵尽没，欲仍蹈大凌河之漏网未可知也。”“祖大寿宜斩是斩其背盟狡诈也。”他把洪承畴同祖大寿做了个比较。认为：“洪承畴身系书生…此恩养之不宜薄者也。”“祖大寿系我国寇仇，反复无常；皇上即欲生之，似宜严加拘禁而防范之。但待以不杀足矣。”（18）此也正如其自己所奏：崇德7年（1642）5月，“上御崇政殿，总督洪承畴跪大清门外请罪…总兵祖大寿亦跪奏曰：‘臣之罪与洪承畴不同。臣有数罪宜死。昔困于大凌河、粮尽食人。奄奄待毙，计穷乞降。蒙皇上不杀恩养。命臣招妻子兄弟宗族来降。谴往锦州。臣不惟背弃洪恩。亦且屡次与大军对敌。今又在锦州被围。粮尽困迫方出归顺，理应万死。”（19）皇太极不仅看中了祖大寿自身在明朝的地位（总兵官）、家族势力（祖氏家族包括兄弟子侄）、地利（大凌河、锦州）；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地打开通往明朝的大门——山海关。即皇太极寄希望作为舅舅的祖大寿能劝降吴三桂。皇太极曾赐谕书吴三桂：“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大乐等因系将军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此正大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20）“今祖氏全家归顺，明国岂有不疑贤甥者乎。”（21）虽然皇太极生前没能看到吴三桂降清，但在他死后不久，清朝顺利入关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在发展。虽然吴三桂降清有起义军对他轻视的原因，但祖大寿及诸多降将的劝降信在吴三桂犹豫之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