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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老抚顺之八------说说当年的学校

2012-03-02 18:27 QQ空间 易明轩 1160
我是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到抚顺的。五月二十二号,星期四,一大早,我就拿着转学证和少年儿童队的队籍到福民小学办理入学手续。那时候非常简单,连户口本都不用带,把转学证一交,教导处老师立刻就给分了班。我分到五年一班,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傅。三十多岁,很和气的。看我是从长春转学过来的,很...
     我是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到抚顺的。五月二十二号,星期四,一大早,我就拿着转学证和少年儿童队的队籍到福民小学办理入学手续。那时候非常简单,连户口本都不用带,把转学证一交,教导处老师立刻就给分了班。我分到五年一班,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傅。三十多岁,很和气的。看我是从长春转学过来的,很欢迎。她摸着我的脑袋,问我家在哪住。我说就在附近。她就拉着我的手,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座位。从此,我就在抚顺读书了。

        那时候在新抚顺地区,一共有四所小学:除了福民小学之外,还有三道街的亲仁小学、十二道街的大官小学。另外还有一所铁路小学。前三所小学都是伪满时就有的。铁路小学是解放后才建的,五二年以后就搬迁了。福民小学等几所旧的小学,都是平房。有十几间教室。学校虽然不大,环境很好。那时候上下课还没按电铃。是学校的工友摇铃。一个很大的铜铃铛,到点了就在走廊操场使劲摇。同学们把摇铃的校工叫“老堂役”,这是从伪满时流传的称呼。后来,就没人叫了。

       那时候考试虽然也是百分制,可是,从六十分往上分成四等:九十分到一百分为一等,九十八到一百属于“一等一级”。六十分到六十九分为四等。不排名次,只要说几等几级,就知道多少分数了。

      那时候纪律很严,男女同学之间虽然很融洽,但都很正常。一旦发现不太正常,老师就不客气了。有一次傅老师在教室发现一张纸条,写的是“交朋友”,老师让全班同学默写课文,要从笔迹中查出是谁写的。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福民小学读到期末,就因为搬家而转学了。爸爸在大官屯找了一间空房。于是,我就转到大官屯小学。

     大官屯小学的位置在欢乐园边上,就是著名的“邵家大院”。学校是青砖大瓦房,高大壮观,建筑宏伟,前出廊后出厦,两层院子也都铺满了方砖。可是,没有操场,教室也仅仅六间,而且每间只能容纳四十名学生。学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有,十多个班级。没办法,只好分为上午下午二部制上课。解放初期实行二部制上课的学校有很多,因为解放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提高了,孩子们也有条件上学了。新生入学率猛增,解放前建的那些学校显然不够用,所以,像邵家大院改为学校是完全正确的,还有北窑地小学,是一座寺庙改建的,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都能上学读书。因为学生太多,实行二部制是很正常的。有些十五六岁,甚至十七八岁的青年,只要是没有上过学的,也可以到学校读书。那时候,学校有一个“速成班”,收的就是这些年龄大的孩子。让他们二年或三年就学完六年的功课,然后再升入初中。------这种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有。我希望在写新中国教育史的时候,把这件事写进去,让后人知道。

      五十年代初,小学的课程还是很全面的,比如五年级就学了中国历史、地理,珠算的加减乘除,算数的百分比、计算单利复利等,都学了,所以,小学毕业就可以参加工作了。

      因为学校的条件各不相同,体育活动也就各有不同了。像福民小学、东公园小学等环境好的学校,任何体育活动都可以开展。而我们“邵家大院”这样的学校,连篮球场那么大的操场都没有,就只好在校门外的马路边打野球了。再就是跳集体舞,就是苏联传来的那几个转圈跳的舞蹈。同学们把集体舞的乐曲编成顺口溜,有的一直唱到今天,比如;“米都都都发米来,老头背个老太太,上街去买菜,咔个跟头起不来。”现在还有人唱着玩儿呢。

      那时候的小学校,虽然条件有好有坏,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就是每一所学校都建了“号队”,训练了鼓手。每到六一国际儿童节或者其他重大节日,洋鼓洋号,吹吹打打,走在街上,行人驻足,车辆让路,人们都以赞赏的目光看着这些白上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那年头,能当上一名号手,不是很容易的。不仅要学习好,守纪律,还要讲究卫生。号手们每天早早就起床,到矸子道去练习号谱子。有时候好几个学校的号手遇到一起,互相比试,他们称为“调号”,我吹一个曲子,你也必须照样吹出来,哪个学校的号手吹不上来了,就会引起大家的哄笑。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所以,号手们都狠下功夫。有的同学嘴唇都吹肿了,还坚持练。我是很佩服他们的。

      我虽然佩服这些号手,可是,我却当不了号手。就“个人卫生”这一条,我就不合格。那时候抚顺市全民大搞卫生,学校要求的很严格。老师每天都检查学生的个人卫生。因为放学后我总去拣煤,冬天,手冻的裂口子,怎么也洗不净,特别是脖子、耳朵眼儿,总是黑的。那时候,老师像妈妈一样,把我叫到教研室,打一盆热水,让我脱了棉袄,她就给我洗头洗脖子。看我的牙很黑,知道我不刷牙,还特意给我一袋牙粉,一把牙刷,让我必须每天刷牙。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刷牙的。如今,虽然牙已经快掉光了,可还是坚持刷。因为我不能辜负老师当年的一片心。这位老师如今还健在,已经快九十岁了。不过如今刷牙不是用牙粉,而是用牙膏了。当时,东北全用“火车头”牌牙粉。蓝色的纸袋,中间一列迎面开来的火车图案,下面印着“沈阳同昌行出品”。火车头牙粉是民国初年的老牌子,很便宜。那时候牙膏比牙粉贵的多。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笑话-------前不久我看了一部叫《延安锄奸》的电视剧,里面把牙粉叫做“牙膏粉”,还说是比牙膏还贵的奢侈品。实在让人哭笑不得。牙粉和牙膏的原料根本不同,而且牙粉特别便宜,和一块肥皂差不多的价格。编导们没有经历过,只凭瞎想,胡编乱造。现在涉及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这类笑话太多了。其实,也不怨这些编导,那些历史学家们写历史从来不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哎,还是我草根之辈填补空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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