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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

2013-02-16 05:38 《清史论丛》 朱昌荣 5091
政权儒学化主要是指其接受儒家文化及以之为载体形成的统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内容。学界对清入关后政权儒学化的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而对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从努尔哈赤时期...

原文:《清史论丛》2008年号

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

朱昌荣

 

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略论 图1

 

  政权儒学化主要是指其接受儒家文化及以之为载体形成的统治思想、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内容。学界对清入关后政权儒学化的情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而对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关注则相对薄弱。实际上,从努尔哈赤时期起,清政权的儒学化进程已经开始,到皇太极去世前夕一直继续,尽管中间有过挫折与回流,但从未完全中断。清入关前政权是在一定程度上儒学化,但又保留有较多本民族色彩的政权。本文拟从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个统治时期,对清入关前政权儒学化问题做初步地探讨。

 

  一

 

  作为汉文化重要标志之一的农耕文明很早便影响到女真族。元代,政府出于扩大国家财政来源及解决地方灾荒等问题的考虑,命令一部分女真人从事农业生产。[1]当然,此时女真人主要的生产方式仍是以“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2]为特征的游牧经济。这种情形直到明代中叶,才发生了明显变化。嘉靖初年,卢琼《东戍见闻录》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曰建州、毛怜、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怜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3]半个世纪以后,朝鲜使臣申忠一出访建州后称:“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4]朝鲜从事李民寏也说:“(后金)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5]两位朝鲜人据亲身经历所做的描述无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天命初期,努尔哈赤在比较后金与蒙古两国生产方式的异同之后指出:“尔蒙古以养牲食肉衣皮为生,而我国则以耕田食谷为生矣!”[6]综上,女真社会以与农耕文明的接触为契机,走上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的漫长历程,到努尔哈赤统治的天命初年在居住、饮食服用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中原靠拢的迹象。当然,任何两种异质的文化在接触过程中,都一定不会是单向流动的,而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女真人接受儒家文化,所谓“今之浸淫于衣冠文物之化者七”,“四民之中农居其三”;另一方面,生活在其附近的汉人由于“华夷杂糅”,也深受女真文化影响,即“迫近胡俗,易动难安”[7]。到努尔哈赤起兵时,两种文化间的双向流动更趋加剧,出现了所谓“女直夷人半系中国”、“辽人与奴酋风气相习,胆气相并”[8]的局面。


  考察入关前政权儒学化的情形,应当回到努尔哈赤时期来讲。这又可以政权进入辽、沈地区为界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女真族中就有部分人物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努尔哈赤是其一,史载其熟悉“中国知识”,“(能)读书识字,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9]《满文老档》多处记载了其在行伍间给军队讲解中原王朝的历史。且不论其汉学知识从何而得,但其具有一定的儒学素养是不容质疑的。日泰曾“潜入中国习书,二年而出,因制满洲字若干”[10]。额尔德尼也通晓汉文,史载其“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11]。他们是女真族中吸收和传播儒学知识的先行者。汉族知识分子龚正陆较早在女真族中传播儒学知识功不可灭。汉文载籍中,对其生平事迹多语焉不详,略撮《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作大致勾勒:一、龚正陆的儒学素养一般。据称“汉人龚正陆者,掳在其中,稍解文字”[12],“虏中识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尽通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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