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刹旧事（八）：噶布街三义庙的不义

    据清朝宣统年间编纂的《抚顺县志略》记载：“三义庙在城西城厢界内，此庙为乾隆年间修建，有碑，距城五里。”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档案中，记录了九十年前发生在这座古庙的几件往事。

    1923年12月16日，抚顺县第二区代理区官高志明按照县知事黄世芳关于“查禁三义庙勒索过往车户”的面谕，经过初步调查后，向黄知事报告，称“噶布街村三义庙的和尚心慧，私自勒索过往车辆钱财，奉此令即派警传知和尚心慧，嗣后不准其再向过往车辆勒索，并出布告多份，俾使周知，派警不时侦查。”黄知事批示：“仰认真继续查禁，切勿一报了事。”

　　1925年3月9日，由噶布街村村长庄维彬、村副李得春等担保，向县公署呈请释放僧人心慧。呈文大意是：“噶布街村西有一条长十里的堤岸，几处比较危险，有时造成车仰马翻、人员受伤。在清朝道光年间，三义庙僧人法旺花费数千巨款雇工修堤，使一条危险的堤路变成了康庄大道。过往车辆履险如夷，非常感谢僧人的恩德。于是，路经寺庙的人经常布施资助寺庙，渐渐形成惯例，寺庙也用这些善款每年对道路加以修补。这四五年来寺庙没有了香火地，僧人心慧就按照祖上的惯例，集资修路和维持生活。从前年开始，道路一律由官府修，不准各处要钱自己修，寺庙也就遵守政令，做到不修不要。但因为省道由英士沟口修过，往来车辆不愿绕越，就经常抄这条路经寺庙的近路，也希望该寺僧人修补一下长堤。心慧认为，修桥补路原是佛门积善之举，于是就将堤岸有缺陷的地方，雇工加以修补，凡是熟识的车主经过庙门前，就求一些布施，不认识的车主不给也不讨要。岂料前几日，在庙前借住的贫民李某，在门前央求布施时，适逢县知事大人经过，惹得知事大怒，将僧人心慧带到县署羁押起来。我们念及庙中无人看守，该僧平日也比较安分，并无劣迹，所以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知事大人报告，请求县知事大人原谅此僧的鲁莽之举，把他释放回寺庙，改过自新，下不为例。若再有私要路钱的事发生，我们也甘愿受罚。”落款人还包括寇锡昌、关荣庠、庄维辰、庄克诚、王恩治等人。3月11日，县公署开堂审理了此案，被告心慧保证“此后不再指道向车户要钱，如有违犯，甘领重咎。”

    由上可知，这三义庙的心慧和尚，大有“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的强盗之风。1923年已有劣迹，一年后竟故伎重演，还撞在了县太爷的枪口上，被抓个正着。黄知事上任刚两年，不知心慧底细，在村长的保释下又放过这个不法和尚一马。

    寺庙是教化人民行善积德的圣地，怎么会出现心慧这样重利轻义的和尚呢？1921年的一卷档案让我们看到了答案。

    在档案“噶布街乡正副庄克煦等控僧人心慧私以官山抵偿外债请交涉勒赎”中，记载了发生在民国十年四月间的一起官司（时任县知事是陶鹤章），暴露出了僧人心慧的背景。原来，心慧本姓寇，是噶布街村寇秉元的第四子，当时年二十岁。其幼时即被送到三义庙出家为僧，当时庙内只有一老和尚定海，已年迈体衰，就续收他为徒。自从心慧入寺以后，其父就掌管起寺庙的一切事务，父子合谋，典卖庙产，饱中私囊。档案中记载了父子俩私自将部分地和山林抵押给了日本炭矿，不仅侵犯了村民的利益，也给官方造成了十分棘手的交涉事件。而且心慧的俗家兄弟寇锡珍还在寺庙内经常宿娼和吸食鸦片，在村内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三义庙俨然成了寇家的不义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