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郁忧歌：《岁月》(上篇)(3)

　　几天以后父亲背着我出院了，大病初愈的我回到家吃的是烤豆饼和地瓜干、苞米面的菜团子算是好的了。我大小便得靠一个板凳支撑才能完成，体弱多病的父亲为了照顾我病退在家，父亲为了治好我的腿到处奔走，终于找到一位老中医　，能治我的腿。我喝了半年的苦药总算能走了，八字脚朝外，走得很艰难、很难看，一个小石子也能把我绊倒，我的膝盖总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过了一年母亲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母亲虽然喜欢男孩，但是弟弟并没有给母亲带来欢喜、因为他来的不是时候、家里没有一点可以能让他活命的细粮。父亲到乡下找亲戚帮忙弄到一点杂和面搅成糨糊，来维持他可怜的小生命。由于营养不良，弟弟长得大脑壳小细脖跟小萝卜头一样，四岁时乳牙还没出全，我的状况更糟，脊柱在渐渐侧弯。

　　六三年我国的经济逐渐好转，我家的餐桌不再有豆饼和地瓜干，这也是我上小学的第一年。当同学们都欢快的奔跑在操场时，我只有羡慕和渴望的眼光，我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同学们回来时我还会讲小人书里故事《漏米洞》和《柳姑娘》。感谢父母给我的好嗓子，广播里的歌曲我大都能唱，同学们更羡慕我每次考试都以最优秀的成绩排列在光荣榜的最前方。我这个折断了翅膀的丑小鸭蒙老师和同学的厚爱、连年的三好生总把我选上，父亲高兴的设计我的前程：“我老闺女将来要当个医生！”六五年哥哥中学毕业找到工作，我家也摊得起煎饼了，我上学时父亲为我准备好柔软可口的煎饼，还把每月领到的一点儿细粮给我开小灶，做一碗好吃的面片汤，我家的生活好像要天天向上。然而命运总是在捉弄我，就在我刚刚领到小学四年级的课本，还没学上几页、一场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的浩劫开始了。灾难使全国人民迷茫，人们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向，大批判、大辩论、先打倒“刘邓陶”，然后再上纲上线打倒基层领导，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就乱了套。姐姐闹着去北京串联，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哥哥也参加了捍卫团，整天和人家争辩。

　　不久我的母校被造反派占为革命据点，学生停课、工人武斗，每天都有造反派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伤。这样动荡了两年，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于是昔日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小将都卷起铺盖远离了父母、家乡，被下放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姐姐去的地方是辽宁西部的贫困县，劳做一天也挣不到一毛钱，荒山秃岭没柴烧，吃冷饭、睡凉炕。想家了又没有盘缠，不久哥哥的合同工到期也失去工作，工宣队的人天天到我家动员哥哥下乡，哥哥招架不住他们车轮战似的动员，也按知青下放到离市一百公里外的山区—清源。不久我的母校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开课了，我们天天学习那些“三忠于、四无限，狠斗私心一闪念，忆苦思甜搞批判。”毛主席如有最新指示，同学们就深夜跑上大街喊口号，这叫“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执行不走样。”

　　不幸的是六九年三月母亲得了卵巢囊肿要开刀住院，这使我们本来就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每月只有二十几元退休金的父亲，只能去扫大街，父亲扫街每月挣二十四元，三个月后才还上母亲住院时欠下的亏空。每当看到别人家的知青返城探亲，父亲就会唱起凄婉的《苏武牧羊》，我知道父亲在思念远方的儿女，他在倾诉自己晚年的哀凉。那年的冬天，中苏边境在珍宝岛发生争端，内地也在积极备战，家家户户挖防空洞，防备空投炮弹，再就是将老弱病残下放到农村，不在城里吃闲饭。

　　工宣队的人到我家动员父母说：“你们不能挖防空洞，打起仗来无处躲藏，不如下乡与儿女团聚，你的长子长女又都是好劳力······”与国与家一大套的道理说得父母没了主意，自哥哥走后父母心力憔悴倍感炎凉，因此工宣队的人没费多少唇舌，父亲就在下放的光荣榜上签了字。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一辆黄顶红围的巴士车载着我们几家下放户开往一百公里外的深山，我回望着远离的城市，依依告别，别了生我养我的煤城，别了都市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