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贵德州的佛寺(2)
由于契丹统治者对佛教的传人采取积极欢迎的态度，佛教很快在辽朝各州县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辽朝各代皇帝均崇佛不懈，他们不仅大修佛寺，优待僧尼，而且自己往往也沉溺于佛法之中。契丹统治者给僧尼很多特权，一般僧尼不仅免服差役，并享用寺产。从而使各寺庙中僧尼人数大增，形成了辽代的一个特殊阶层。皇帝对僧尼优宠有加，常常亲幸寺院，广加施舍。辽太宗会同五年（942年）六月，皇太后生病，太宗“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七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辽道宗太康四年( 1078年)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道宗年间，辽全国人口也不过300多万，竞有十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出家为僧尼，这些人只消费不生产，养活这些人对国家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辽道宗崇佛已经到了不顾人民死活的程度了，难怪后人有“辽以佛亡”之叹，就连《辽史》作者都说：“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勒小惠，蔑计大本，尚足与论治哉！”
辽道宗耶律洪基是辽朝9位帝王中，对佛教信仰最虔诚的一个。他不仅常常到寺院，“执经亲讲”，而且对沙门动辙加官封爵，直至三公三师。辽咸雍二年（1066年）十二月“僧守志加守司徒”。辽成雍六年（1070年）十二月，“加园释、法钧并守司空”。由于道宗对沙门的宠遇，各州各县大修佛寺，许多民众愿受戒为僧尼。抚顺高尔山上的古塔就是在这样的崇佛大气候下修筑的。
现在高尔山上仅存一座青砖古塔，塔分九级，呈正八角形，实心密檐，高14.1米。这座古塔不仅是抚顺历史上最悠久的建筑，而且也是抚顺的象征。高尔山上保留下来了一座辽塔，然而辽代在高尔山上建塔时却是同时建了两座相同的塔，另一座位于与之隔抚顺铁岭公路相望的东山顶上，这已被考古材料所证实。这两座塔像两座金刚俯视着滚滚西逝的浑河，守护着贵德州的北大门。
有塔必有佛寺，当年与佛塔同时修建的寺庙又在何处呢？现在高尔山上的观音阔是否是辽代佛寺的遗存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不仅因为观音阁具有明显的明清建筑风格，而且观音阁的规模是不可能含容下两座隔山相望的佛塔的。如果每塔下都有一个小寺，两寺庙相距又太近，结论只能是在两座塔之间的山下处，当年曾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1933年，在抚顺城北高尔山下一百姓家的土墙旁发现的辽代石经幢就是对上述推论的有力证明。该石经幢为八面柱形，高一尺一寸，经幢上的经文虽残缺不全，但从可识之字可以断定经文为《尊胜陀罗尼经》。据《辽代金石录》记，自长江以北至辽东已发现的经幢有120多幢，其经文大多为《陀罗尼经》。这不仅说明辽代僧尼对《陀罗尼经》之笃信，而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高尔山塔为辽代的建筑。可贵的是该石经幢上有“大安四年八月二日建”诸字，它为我们提供了高尔山的二塔一寺的建筑年代，即辽道宗大安四年(10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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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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