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真统治者民族政策的演变(3)

　　1.屠杀和贩卖

　　在金初的金宋交战中，女真军对顽强抵抗的宋朝军民施行烧杀抢掠和屠城。其中以移赍勃极烈兼左副元帅的完颜宗翰最为典型。“虏骑所至，唯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虏妇人，焚毁舍屋产业”(25)，“敌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26)。

　　天会八年(1130)冬，完颜宗翰密令诸路在同一天一齐行动，大索两河人民，连行旅亦不放过，凡三日而罢。把搜索的客户编入官籍，贬为官奴，耳刺“官”字，用铁索连锁，押到云中，或散养民间，立价出卖，“余者驱之达靼、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高丽之域者。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妇尽城星散，哀号满道，井缢者甚众”。被掳到云中的人不准出城，不给饭吃，一向清高的士大夫也不得不乞讨。完颜宗翰恐饥民闹事，遂以给米赈济为名，将三千人诱骗出城，全部活埋(27)。残酷之状，史所罕见。

　　2.“淫刑毒政”，镇压南人

　　天会九年(1131)，完颜宗翰采用其心腹、辽降臣、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在诸州郡遍设地牢，“深三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夹城，重堑以围之”。还规定窃盗赃一钱以上者处死(28)。云中有一个人拾遗钱于市，立即被高庆裔杀头。平阳府有行人在菜圃中拔了一根葱，也被处斩(29)。

　　完颜宗翰害怕新占领区的百姓南流，又担心南宋的所谓“奸细”入境刺探情报，遂听从高庆裔建议，下令禁止诸路百姓擅离本籍，严格限止行旅自由。如需出行，则要将人数和所带行李报告伍保邻人，再报百人长、巷长、所司，由所司担保向州府申报，才发给“蕃汉公据”即通行证，方可出行。沿途所经市肆、客舍，需验证“公据”方得宿舍。到达目的地后，将“公据”上缴官府，返回时再换发新的通行证。还规定每次出行只能住一次客舍，如违限不告而出者，用沙袋打二百返回。这种严酷限制的结果，导致“小商细民，坐困闾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几无人迹矣”(30)。

　　3.强制南人以抵债没身为奴

　　女真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对女真族实行防止其内部阶级分化的政策，如果有女真人沦为债务奴隶，或鬻身为奴，则官为赎良；如果劳动人手不够，则官为补充奴隶，每户不少于四个。但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将南人贬为奴隶。天会八年(1130)，元帅府曾下令以“人口折还债负”。天眷元年(1138)夏，元帅府又下令“诸欠公私债无可还者，没身及家属为奴婢偿之”，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逼得南人“莫不逃死偷生，聚保山谷”，“最甚者，天会八年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进行反抗(31)。

　　4.将南人当战利品分赐给女真人当奴隶

　　掠夺财物和人口是女真奴隶主灭辽破宋战争的目的之一。在第二次攻汴京时单是破大名、安成二县驱掠子女即达2000余人(32)。攻破汴京之后除勒索金银布帛之外，“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33)。掠来的人口由国家（即皇帝）将人口同牛马财物一起按特权和战功行赏，分赐部将当奴隶，如“赐宗弼人口、牛马各千、驼百、羊万”(34)、“赐（石土门）以奴婢五百人”(35)，赐乌延吾里补“奴婢百，牛三十”(36)。开国功臣完颜彀英（挞懒）前后以战功被赏者十一次，除无数的金银牛羊外，还有“奴婢百三十人”(37)，金熙宗曾赐皇后父太尉裴满胡塔“人口、马牛五百、驼五十、羊五千”(38)。由于女真统治者不断将掳掠的大量南人当奴隶分赐给女真大小奴隶主，遂使奴隶数量迅速膨胀起来。一般猛安谋克户拥有奴隶一二人到二三百人不等，而大奴隶主则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金世宗为亲王时竟占有一万多个奴隶(39)。女真大小奴隶主究竟拥有多少奴隶，已无法统计，但大定二十三年通检推排后的一组统计数字可作重要参考，在都宗室将军司、猛安谋克和迭刺唐古二部五乣户三部分女真奴隶主相加总口数为6324960，所拥有的奴隶总口数为1391856，占女真奴隶主的22%强(40)。在女真奴隶制走向衰落时奴隶还占这么大的比例，在奴隶制鼎盛时期奴隶数则肯定远大于此。何况上述数字仅是女真奴隶主所拥有数，还未包括契丹、奚、渤海贵族所拥有的奴隶，也不包括官户、监户和二税户(41)。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么多奴隶绝大多数原本正是汉人和南人，还有少部分契丹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