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

    多  尔  衮

    (1612-1650)

    多尔衮。爱新觉罗氏，明万历四十年(1612)生于建州女真赫图阿拉城，清顺治七年(1650)卒于河北喀喇城（今承德市郊），系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母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

    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贡献巨大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清朝唯一生前获得“皇父摄政王”称号，死后被尊为“成宗义皇帝”的宗室王公。他胸怀大志，善于用人，能征善战，其地位不断变迁，因而始封贝勒，后封墨尔根戴青、和硕睿亲王、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朝鲜人称之为“九王”，外国传教士称“阿玛王”，明人有时则称之为“九酋”，死后称“墨尔根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地位高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因为他的父兄从没有经过他那样的复杂形势，也没有统治过这样广阔的领地。他熟练地驾上驭下，使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死，他是爱新觉罗家族中“君”临天下的第一人。

    多尔衮“聪慧多智，谋略过人”（《碑传集》卷，《睿亲王多尔衮传》），幼年时就弓马闲熟，能征善战，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被封为贝勒，并于天命五年(1620)进入八和硕额真行列，加之其母阿巴亥的得宠，努尔哈赤将自己统领的15个牛录赐于多尔衮。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多尔衮将要成为全旗旗主之时，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死于瑷鸡堡，多尔衮时年15岁，汗父的去世，额娘阿巴亥的被逼殉葬，无疑给多尔衮沉重的打击，升为全旗旗主之事亦成为泡影。在代善、皇太极等实权派的谋议下，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继位，多尔衮及其兄长阿济格、弟多铎的地位由三大贝勒并列同尊的地位降到小贝勒行列。但这并没给多尔衮的积极进取之心蒙上阴影，他看清形势，顺从于皇太极的领导，并稳中求胜，随机应变，待时机成熟东山再起。

    天聪二年(1628)，17岁的多尔衮与多铎随皇太极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他奋勇冲杀，指挥有方，以其智谋大败敖穆轮、东孤鲁台吉，获人畜12万余。因多尔衮为初次远征，功绩卓越，在回师途中，皇太极宴请诸贝勒时说：“初令两幼弟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宜赐美号，以示褒嘉”，便以意为聪明王的“墨尔根戴青”封号赐于多尔衮。同时，在权力的纷争中，多尔衮把握时局，认清形势，逐步博得皇太极的信任。同年，皇太极废黜镶白旗主阿济格，多尔衮继为镶白旗主。有了这个基础，多尔衮可以同其他旗主并驾齐驱，集议军国大事，为他实施其雄才大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统领八旗大军征明，多尔衮统率本旗士兵，与三贝勒莽古尔泰等攻克汉儿庄，继赴通州，又攻北京，并用反间计促使明帝冤斩宁远巡抚袁崇焕，大败锦州总兵祖大寿授军于广渠门外，再于蓟州歼击山海关援军。明军望而生畏，多尔衮所向披靡，声望大增，皇太极更加重用多尔衮，从此，多尔衮逐渐跃居于后金军主要统帅之列。天聪五年(1631)三月，皇太极命诸贝勒直言时政，多尔衮上奏说：“谳狱重务，凡任事诸臣，当悉心详议，不可苟且塞责。”七月，皇太极命其掌管吏部事。八月，大凌河之役，多尔衮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逼迫明第一勇将总兵祖大寿献城而降。松锦之战，他披坚执锐，与阿巴泰等率兵4千趁夜黑。乔装祖大寿败军溃奔状，为了迷惑敌人，故意不断发炮，明锦州守军以为祖大寿突围出城，于是出兵接应，被后金军斩杀甚众。六年(1632)五月，多尔衮与贝勒济尔哈朗从征察哈尔，于归化城西南海岸俘获敌人千余人。七年(1633)六月，皇太极就明、朝鲜、察哈尔问题，询问诸贝勒大臣先征哪个？诸贝勒各抒己见。多尔衮分析时局，向皇太极建议说：“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明边，围北京，截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毙也”（《清史列传》卷2《宗室王公传二》23页）。皇太极采用其战略方针，不断地骚扰明边，掠夺大量财物，大大地削弱了明的力量。

    多尔衮在长期的讨伐征战中屡立战功，其战略思想亦进一步完善，军事才能也超越非凡。他“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清世祖实录》卷9第22页），为皇太极“助成大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皇太极称赞说：多尔衮“举动皆合朕意”。因而凡有重大军事活动常以他为主帅，实际上多尔衮已成为清王朝开国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天聪八年(1634)五月，多尔衮随皇太极进入龙门关，大败明兵，继而攻克保安州、略朔州，至五台山而还。九年(1635)，皇太极利用察哈尔林丹汗走死于青海打草滩的有利时机，采取在军事压力之下“慑之以兵，怀之以德”（《清太宗实录》卷20第37页），使其来归于我”的方针，命多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率精兵万人，招服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他们首先于四月在西喇朱尔格降察哈尔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和台吉索诺木及所属1500余户，并设宴款待安抚，遣将引至沈阳，又率大军抵达额哲及其部属驻地托里图。当时，革原上一片浓雾，额哲部没有发觉有大军来犯，多尔衮为防额哲逃跑，先按兵不动。当时，额哲的舅舅南楮及族叔阿什达尔都是后金大臣，并随多尔衮前来招服额哲。多尔衮命二位前往额哲处宣论慰抚，额哲之母苏泰太后闻听弟至，恸哭而出，与弟抱见。南楮以“奉上命，统大军来招尔等，秋毫不犯”（《清太宗实录》卷23第18页）的政策劝说额哲归降，苏泰太后权衡利弊，则令其子额哲率众蒙古贝勒、台吉、大臣出迎多尔衮，并设宴招待他们。多尔衮虽然顺利地不费一兵一卒招降了额哲，但怕额哲及其下臣三心二意，不愿真心归顺，而用缓兵之计，乘机逃跑，便摆上筵席，誓告天地说：“我等待额儿克空戈落（即额哲）若有不良之心，天必厌之，尔若不谅我，而存不良之心天办厌之”（《清太宗实录》卷19），深深地感动了额哲，解除了额哲的顾虑，使其真正地归顺于后金，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问题，并得元代传国之玺“制诰之宝”。“制诰之宝”的获得，即从政治上、“天命”上断绝了蒙古各部贝勒，特别是额哲复国为帝的幻想，促使他们进一步向后金靠拢，称臣纳贡，为统一漠南蒙占，巩固与扩大满蒙联盟，切断明国的右臂，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为增强后金军力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又为皇大极改国号为清，登上“宽温仁圣皇帝”的宝座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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