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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曹德全:关于“都英额”定位问题之考辩

2013-04-02 09:46 抚顺新闻网 曹德全 2123
关于“都英额”定位问题之考辩曹德全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抚顺市高湾开发区的大泗水村已被认定为满文的创立者额尔德尼及清顺治朝的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索尼的故乡——都英额,并说早在2008年《满族研究》第4期就发表了白凤羽先生的文章《“都英额”地方之考察》,该文已经肯定“大泗水...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抚顺市高湾开发区的大泗水村已被认定为满文的创立者额尔德尼及清顺治朝的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索尼的故乡——都英额,并说早在2008年《满族研究》第4期就发表了白凤羽先生的文章《“都英额”地方之考察》,该文已经肯定“大泗水即古代都英额”。就这个问题,听说辽宁电视台的记者最近还对白凤羽等几位学者进行了采访。据说:高湾开发区为发挥“名人”效应,还准备投资对“索家坟”进行修复。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十分吃惊。稍后就找人复印了白凤羽先生的文章《“都英额”地方之考察》,[1]并进行了认真拜读。读后,我认为该文确认“大泗水即古代都英额”的论据并无道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现将我的观点阐述于后,并向白凤羽先生及有关学者请教。

  一

  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

  “额尔德尼,世居都英额,姓纳喇,太祖高皇帝时来归”;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姓赫舍里。父硕色,大学士希福兄也。太祖高皇帝时,硕色自哈达部挈家来归。太祖以其兄弟父子并通国书及蒙古、汉人文字,咸擢置文馆理事。赐硕色、希福‘巴克什’号,授索尼一等侍卫,使出入扈从,随军征讨”;

  “希福,姓赫舍里。曾祖穆瑚禄,祖特赫訥,父瑚什穆巴颜。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属来归”。[2]

  又《清史稿》载:“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3]

  上述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以下事实:

  1、额尔德尼与索尼的父亲硕色及叔父希福原为同乡,皆“世居都英额”。

  2、他们都通晓“国书及蒙古、汉人文字”。

  3、索尼、希福家族在投靠太祖努尔哈赤之前曾举家迁往“哈达”,即海西女真的哈达部。索尼及其父硕色、叔希福是“自哈达部挈家来归”的。当时的哈达部以沿哈达河(今辽宁省铁岭境内之清河)一带居住而得名。该部东邻辉发,西至开原,南接建州,北界叶赫。因与内地贸易经常进出开原之广顺关,故又将哈达称为南关。

  上述文献资料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索尼、希福家族由都英额迁往哈达部的具体时间,但是,

  这个迁徙是在索尼的父亲硕色时完成的,是没有错的。根据前引《钦定八旗通志》的记载:希福和硕色的父亲瑚什穆巴颜(索尼的祖父)“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的。所以,在《钦定八旗通志》的“额尔德尼传”和“希福传”中记载,他们两人是“世居都英额”的,而在“索尼传”中并没有说索尼“世居都英额”。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希福和硕色随其父瑚什穆巴颜(索尼的祖父)由都英额地方迁往哈达时,还没有索尼。也就是说,索尼或许是在哈达部出生的,所以在他的传记中才没有说其“世居都英额”。

  《钦定八旗通志》“希福传”载:“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属来归”。我们知道:努尔哈赤灭哈达部,时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这一年二月,在清前史上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之意创立了满文。

  作为通晓蒙、汉文的额尔德尼又是何时投靠努尔哈赤的呢?文献没有记载。但是,我们通过分析相关史料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大致的时间段的。

  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基本统一了建州本部的基础上,修筑了佛阿拉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奉命来到佛阿拉,至次年正月返回朝鲜王京。他的《建州纪程图记》详细记载了他在建州的所见所闻。申忠一在书中写道:“歪乃(龚正陆)本上国(指明朝)人,来于奴酋(努尔哈赤)处,掌文书云,而文理不通。此人之外,更无解文者。”[4]

  龚正陆是浙江绍兴人,商人出身,初通文墨。常年出入辽东马市同女真人做生意,而成富商。后被女真人扣下而留在建州。“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前后,龚正陆到了建州,城,成为努尔哈赤的谋士。努尔哈赤与龚正陆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需要。这时,努尔哈赤(已)……在建州女真中打开了局面,占据了领袖地位。但继续大发展必须文武兼备。可是这里却无文化人。……努尔哈赤在渴求文才之际得到了龚正陆,喜出望外。”[5]“由于努尔哈赤的充分信任和委以重任,龚正陆对努尔哈赤的一切行动、一切打算都了如指掌,他成了掌握建州女真最核心机密的人物……但人们发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龚正陆的消息,见不到有关其活动的记载了……他被努尔哈赤断然除掉了。”[6]

  龚正陆的消失,一方面说明了努尔哈赤从无奈之时对一个“文化”汉人由信任到彻底失望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找到了一个属于女真族的文人,那就是通晓女真、蒙、汉语的额尔德尼。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额尔德尼投靠努尔哈赤的时间应在申忠一到建州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至龚正陆消失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之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大破以叶赫贝勒布斋、纳林布禄为首的九部联军,至此,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7]于是,他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对扈伦四部展开攻势,矛头首先哈达。“世居都英额”的额尔德尼在古勒山战役之后的2到4年之间投靠努尔哈赤,说明他对形势的发展有了明确的判断,对努尔哈赤的前途充满信心。

  考虑到索尼的父亲硕色、叔叔希福有一段从都英额地方迁往哈达部的经历。其时间应该在努尔哈赤万历十一年(1583年)之前。那时,哈达贝勒王台(万)势力强大,且忠顺明朝,明廷授其“龙虎将军”之印。可惜王台晚年贪暴昏聩,部众叛离,在努尔哈赤起兵前10个月忧伤离世。

  同样都是“世居都英额”的两大家族,一个早年投靠了哈达,在哈达部被建州灭掉以后,又举家归顺了努尔哈赤;一个是静观哈达与建州的发展变化,在看到努尔哈赤胜券在握的时侯,直接投奔了他。由此观之,这个“都英额”,既不能在遥远的东海女真,也不能位于明朝所属的汉人居地。它应该在建州与哈达部的交界处一带且位置较边远的地方。

  二

  白凤羽先生认定“大泗水即古代都英额”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都英额的汉文含义”,他说:这“是找到都英额的一把钥匙”。就是说如果都英额是满语“四”的意思,问题就解决了。于是,他请教了满语专家,那位专家告诉他:都英额中间那个字如果“是‘音’不是‘英’,”就是“四,四个的意思”。尽管在1934年印行的《奉天通志》中,将今日的“大泗水”记为“大泗水洼子”,[8]而且当地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也告诉他:作为地名“大泗水”的“泗”从来没有用过“四”字。但是,当他听到79岁的关连科老人说“大泗水以前叫大泗水洼,再以前有四个莲花泡子,以前是四个水泡子,更远有四个泉眼”时,他就肯定了“都英额”原来应是满语的“都音额”,“泗”应为“四”,“大泗水”就是古代的“都英额”。看到这样的逻辑推理关系,真的令人感到很难理解。

  我认为:按照作者的意思,将“都英额”改为“都音额”以附会出来一个满语的“四”字,进而证明清前时代的“都英额”就是今日的大泗水,是没有说服力的。

  首先,如果我们承认“都英额”是清前时代的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古地名,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四”或“四个”的意思,因为在这个数量词后面缺少主体词,四个什么?假如说是四个“水洼子”,“水洼子”的满语发音是muke  wlan,[9]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年的那个“都英额”就应该叫“都音额穆科乌拉尼”了。总不能说把满语的“都音额”再加上汉语的“水洼子”才有了“大泗水洼子”的地名,而今又转化为“大泗水”吧!

  其实,作为满语地名,“都英额”的主体词是“英额”,满语是指山上自生的“野葡萄,亦名臭李子”(亦有“母驼”说)。[10]由于女真人生活的需要,他们常常将自己喜欢的成片生长的野葡萄作为地名来使用。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山名有“英额岭(或记为英莪岭)”。《奉天通志》:“长白山脉东北走为英额岭……其干脉自英额岭直走东北,为哈尔巴岭,岭以北为牡丹江之源。”[11]

  河名有“英额河(英莪河)”。《奉天通志》:“浑河……(清原县)马前寨子村西迤北,右受英额河”。[12]

  地名有“英额”。《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五记载:“英额地方钮钴禄氏赖庐浑都督”;《钦定八旗通志》记载“世居英额地方”的人还有讷勒(钮祜禄氏)、阿哈硕色(钮祜禄氏)、福德(钮祜禄氏)。[13]

  在“英额”为主体词,前后加修饰词而形成的地名也不少。如:

  乌英额:“傅岱,舒舒觉罗氏,世居乌英额地方。”[14]

  和罗英额:“瑚雅图,满洲正蓝旗人。姓钮祜禄氏,世居安图和罗英额地方。”[15]

  英额成:“达色,满洲镶黄旗人,姓完颜氏,世居英额成地方。”[16]

  英崿(额)峪:“额亦都,钮祜禄氏,世居长白山,以资雄乡里,祖阿陵阿拜颜移居英崿(额)峪。” [17]

  另外,还有英额门、英额布等不一而足。

  都英额,就是这样一个以“英额”为主体词,外加修饰词“都”的一个满语地名。《钦定八旗通志》始撰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嘉庆年间成书,有满汉两种文本,该书经过“精审精校”后,收入《四库全书》。故在满文地名相同的情况下,其对音的汉文地名是不会有错误的。因此,说都英额的满语发音应为“都音额”,汉意为“四”,是毫无根据的。

  《汉满大辞典》告诉我们:“四”的满语发音为“duin”[18]它应音译为“都音”,而不是“都音额”,更不可能是“都英额”。至于“泗”字,汉文的原意为“鼻涕”,它可以用来比喻“小的水流”;“泗”的满语发音:一为niyaki;二、用于地名时为sy。[19]这两种发音都跟“都音额”与“都英额”完全不符。

  因此,我认为:将“都英额”认定是满语“都音额”之误,意为“四”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至于“都英额”的“都”字,它的满语意思是什么?由于我不懂满语,只能以书为准试做如下解释:一是“首”或“头”之意,《满洲源流考》卷十八:“达,满洲语为首之称,旧作都”;二、“都”很可能是“都林”的简称,“都林”满语的意思有“一半”或“中间”的意思,多用于地名,“都林窝集,满文为dulin weji ,dulin(都林):一半,weji(窝集):山野间草木稠密的森林。地名。都林窝集位于吉林城东北三千六百里。”[20] 由此观之,“都英额”做为地名,应该位于名叫“英额”的山岭、河流或村屯附近,而抚顺西部历来是没有这样的地名的。

  三

  一般来说,解释一个地名的含义,总要分析一下这个地名产生的年代和相应的历史背景。从索尼家族的迁徙过程来看,都英额地名的产生最迟应不晚于明代中期。《钦定八旗通志》上说“希福,姓赫舍里。曾祖穆瑚禄,祖特赫訥,父瑚什穆巴颜。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但没有说是希福的何世祖迁出都英额的。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先是穆瑚禄都督世居都英额地方,后迁居白河,又迁哈达国。穆瑚禄都督生子八人,……七曰特赫纳……特赫纳之第三子瑚什穆巴颜生二子:硕色巴克什、希福巴克什。兄弟二人各率所属来归。”[21] 硕色、希福非其曾祖穆瑚禄长子、长孙之后,其曾祖时即举家迁出了都英额,可见,都英额作为地名的时间最晚也应该在明代的弘治年间(1488~1505年)。

  再从额尔德尼方面来说,因为他与努尔哈赤是同代人,如果说今日抚顺高湾开发区的大泗水就是当年的“都英额”的话,考虑到额尔德尼是“世居都英额”,即其家族最少应在都英额居住三代以上,那么,可以说额尔德尼先祖在“都英额”居住的时间也应该在明代的弘治年间。我们知道,自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南迁至靠近明代边境一带以后,明朝先是修筑了辽东西部边墙,正统四年(1468年)以后又修筑了辽东东部边墙。这道边墙在抚顺东部通过,并在抚顺东30里处设有抚顺关。边墙将明朝直接控制的汉人居住区和女真人生活区完全分割开来,女真人只有通过边墙上的关口(如镇北关、抚顺关)才能够与汉人进行贸易,进京朝贡的头人也必须持有朝廷发放的敕书并经过关口查验后方能入关。在这种汉人和女真人生活区域渭泾分明的大背景下,女真人世代居住的“都英额地方”又怎么可能在辽东边墙的西部几十公里的地方呢!

  再说,如果有个别的女真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在经过明朝同意的前提下,也可能散居于汉人生活区。但“都英额”不一样,那里曾诞生过两大家族:额尔德尼的纳喇氏家族和硕色、希福、索尼的赫舍里氏家族,他们都是为清朝的兴起和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由此可知,当年的“都英额”应该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女真人居住的村落。这样一个村落,明朝能允许它存在于辽东边墙以内,专门针对女真人的前沿卫所——沈阳中卫与抚顺千户所的中间地带吗?我个人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外,我们知道额尔德尼和希福等人通晓女真、蒙、汉语。我们知道,当时还不可能有教授他们蒙、汉语言的学校,他们学会蒙、汉语言,只能是因为生活的需要,在与蒙、汉人交往的过程中学会的。能给他们提供这样机会的场所只有明朝在边关开设的马市。马市是明朝辽边之内的汉族与女真、蒙古族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心。那里虽名马市,却不仅仅以市马为限。马市是东北地区各种物质的重要聚散之地。每当开市之时,汉、蒙、女真各族商人云集马市,在长期的互相买卖交流过程中,彼此学会了对方的语言。贸易和生活的需要永远是学习语言的最好的动力。

  明代后期,辽东边墙东段的马市主要有两个:一是开原马市、一是抚顺马市。开原马市主要接待海西女真和蒙古族前来贸易,但是,在抚顺开设马市之前,建州女真也要去开原马市贸易。开原的广顺关马市紧邻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因此,哈达女真入市贸易非常方便。这应该是索尼的先祖从都英额迁往哈达居住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都英额不在哈达女真的控制范围之内。

  额尔德尼是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之后、兼并哈达部之前投靠他的,说明额尔德尼应属建州女真。额尔德尼通晓女真、蒙、汉语,他可能经常出入开原马市,这同样也说明了他的世居之地——都英额应该位于建州与哈达的交界处附近。

  我们知道,清朝在顺治年间(1644~1661年)修筑了从碱厂边门经今新宾、清原到开原威远堡的柳条边,这段柳条边上有一个边门叫“英额门”。从山海关到凤凰城的柳条边上共有16个边门,这些边门都是根据附近原有的地名来命名的。如:边门在梨树沟附近,就叫梨树沟边门;在法库东北的就叫法库边门。以此推之,在英额边门附近应该有一个地方叫“英额”。有人说是“因英额口山和英额河得名”。[22]但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史料上记载有很多人是“世居英额”的,因此,可以肯定:“英额门”就是因为位于“英额”村落的附近而得名的。现在,“英额”具体在何地,已难确指了,但“英额门”已经从清代柳条边上的一个边门名变成了村落的名称,那是因为“英额”的居民都已“从龙入关”,而“英额门”的守兵长年驻守在那里,逐渐形成了村落的缘故。

  英额门地方当年属建州的哲陈部,北临英额河,再向北不远即到哈达河(今清河)源,这与我们推定的“都英额”的地理位置很符合。但是,考虑到“都英额”与“英额”是两个不同的村落,都英额的位置似乎应该离英额不远,或近英额口山(英额河发源地),或在英额河的中游一带。

  四

  白凤羽先生认定抚顺西部大泗水村即清前“都英额”的另一个根据是所谓的“索”姓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都英额赫舍里氏有索尼、索额图等显赫人物,以索为姓是顺理成章的,认定索姓,等于给寻找都英额找到一条捷径。……寻找索氏碑墓是我们寻找都英额的重要线索。……《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写道,大学士希福‘罪当死削爵,籍其家’,其子索尼‘论死,末减,夺官,籍其家’,其孙索额图‘幽死禁所’……索氏坎坷多多,特别是索额图被囚后,用抚顺索氏后人的话说:当时北京快马报信,一夜间索氏移作他乡”。

  上述内容乍看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可是,一经核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索尼本姓赫舍里氏,其后人何时改姓索,我们不得而知,但只因索尼的儿子叫索额图就说索尼的后人“以索为姓是顺理成章的”,并不可信。因为《钦定八旗通志》的“索尼传”记载:索尼的长子叫噶布喇、五子叫心裕、六子叫法保、只有三子叫索额图。又《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噶布喇的长子叫常泰、法保的长子叫法尔萨,[23]很显然,不管索尼的后人在清朝晚期改为汉姓的时候是否姓索,当时的索尼家族还是姓赫舍里氏,不可能“顺理成章”的姓索。

  另外,索尼并非希福之子,而是其侄,索尼的父亲叫硕色,希福的长子叫奇塔特,次子叫帅颜保。

  再说,索尼家族的命运也没有那么“坎坷多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也没有记载大学士希福“罪当死削爵,籍其家”,索尼“论死,末减,夺官,籍其家”及索额图“幽死禁所”等事情。上述三人除了索额图被康熙皇帝称为“本朝第一罪人”,因附皇太子获罪,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被拘禁并“死于幽所”外,希福虽然曾蒙冤被革职,但在顺治八年(1651年)皇帝亲政后,立即“雪其冤,复职给产”,后来病逝,其长子奇塔特袭爵;索尼作为少年登基的康熙皇帝的辅政大臣,年老后,请辞不许。康熙六年(1667年),病卒,皇帝“赐祭葬有加礼,谥文忠”,其五、六子分别袭一等伯和一等公。索额图获罪后,虽“祸延於后嗣”,[24]但,他是在北京长大的,他的“后嗣”怎么也不可能留在他的五世祖穆瑚禄都督时就已经离开的“都英额地方”吧!

  由于有人说大泗水的后山有个索家坟,白凤羽先生为了说明这个“索家”指的就说索尼、索额图的家族,从而证明大泗水就说都英额,他还引用了几个家谱。

  一个是抚顺县名叫富克俭的家谱,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修的”。谱序写道:“系到满洲,以索为姓也,先人位列公侯,能与清帝创事业之大伟人,后因功高盖主,以白玉微瑕,由清帝佑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左迁抚顺,兴抚发祥之地,宗族坟墓大焉。”又由家谱上的“始祖虎图”,富氏认为是索额图。该家谱吹捧自己的“先人位列公候”、是“与清帝创事业之大伟人”且“功高盖主”。我以为,若果真如此,清史里焉能无传,就连被康熙皇帝称为“本朝第一罪人”的索额图,清史上仍有传可查,这只能说明富家那个所谓的“与清帝创事业之大伟人”是不存在的;

  反过来说,即使我们相信富氏所言,承认他的“始祖虎图”就是索额图,但我仍然不相信家谱所谓“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左迁抚顺”之说是真实的。根据《清史稿》“索额图传”的记载:索额图自康熙七年(1668年)任吏部侍郎,四年后官至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二十三年(1684年),因其弟心裕等“懒惰骄纵”,皇帝责其“弗能敎”夺其官,但仍任佐领,两年后复任侍卫内大臣,二十八年(1689年)代表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根据索额图为官的这段经历,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从他低任佐领到复任侍卫内大臣的两年期间内,不仅他自己不能、就说他的子女也决不可能离京远迁至当年还十分荒凉、人烟稀少的抚顺来的。抚顺当年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高士奇随皇帝东巡去永陵祭祖路过抚顺城后写的日记看得很清楚。高士奇在他的《扈从东巡日录》中写道:“丁巳,銮舆发盛京,过抚顺旧堡,败垒榛莽中,居人十余家与鬼伥为邻。惟一古刹,塑像狰狞,未经焚毁,炉香厨火亦甚荒凉,过之黯惨,时闻惊风,虎尾欲竖”。[25]抚顺城中尚且如此,抚顺城西二十多里的一个山沟里能有个聚居着众多满族人的“都英额”村庄吗?完全不可能。

  白凤羽先生引证的另一个家谱是丹东凤城满族自治县康姓家藏的《赫舍里氏康族世谱》,该谱也是民国十一年撰写的。但是,从作者引用该家谱的情况来看,他并没有看到原谱,而是从《满族大辞典》中的《赫舍里氏康族世谱》条目的内容中摘抄下来的。该条目写道:“谱书名,1册,为排印本。1922年19世孙明良、德广等人修纂。内容有谱序、例言、科甲仕宦、旗员武职、节烈妇女、恭录索尼墓碑记及诰命、世系等。上溯希福巴克什,疑为索额图后代,以卡奇郎为始祖,其子达什巴,招里奇分为3支,后拨凤凰城驻防,分归正黄、正白2旗,正白一旗后代自立谱书(原注:见《赫舍里氏宗谱书》),正黄一旗赫氏立1族,为康氏。”[26]白凤羽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只转引了本条到“疑为索额图后代”为止的一半的内容,但是,他却得出来非常肯定的结论:“本人认为就是索尼、索额图后世子孙”。

  其实,只要我们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白先生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该家谱“恭录索尼墓碑记及诰命、世系”,“上溯希福巴克什”,却没有说他们是本支的始祖,而“以卡奇郎为始祖”。我们知道,希福和索尼不是父子关系,而是叔侄关系。如果该家谱不以后世的“卡郎奇为始祖”,继续上溯到清初,那么,他们的始祖只能是希福和索尼之中的一个人。他们之所以即“以卡奇郎为始祖”,又将索尼和希福写入谱书,这只能说明修谱者是在用赫舍里氏家族历史上的两位名人索尼和希福,来为本族争光添彩。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肯定“康氏”到底是索尼的后代还是希福的子孙。《满族大辞典》上说“疑为索额图(索尼之子)后代”只能是作者的一个主观猜测而已。

  其次,《满族大辞典》中还有一个条目:《赫舍里氏宗谱书》。该条说:“光绪五年(1879)由10世孙赫文林等纂修……记载赫氏始祖于顺治元年(1644)从龙入关,生有9子,8子留居北京,第9子洼尔达被拨往奉天,驻防凤凰城”。[27]该谱没有记载这个“赫氏始祖”是谁,也没有说洼尔达是何时到凤凰城驻防的。但是,《满族大辞典》的作者将《赫舍里氏康族世谱》与《赫舍里氏宗谱书》联系起来,认为赫舍里氏的一支到凤凰城驻防后“分归正黄、正白2旗”,后来“正白一旗后代自立谱书”,就是这个《赫舍里氏宗谱书》,他的修纂者叫赫文林,显然这个赫舍里氏改汉姓后是姓赫的。而那个“正黄一旗赫氏立1族,为康氏”。也就是说,这凤凰城里从北京拨来的赫舍里氏后来一部分改性赫,一部分改性康。如果白凤羽先生肯定《赫舍里氏康族世谱》的主人“就是索尼、索额图后世子孙”的话,这不跟在同一篇文章中刚刚说过的“都英额赫舍里氏有索尼、索额图等显赫人物,以索为姓是顺理成章的”自相矛盾吗!

  白凤羽先生在利用家谱的同时,还反复提到了一个家里“出过皇后”的传说。例如:

  “抚顺县发现一富氏,叫富克俭的,说自家原出过皇后……‘始祖虎图’,富氏认为是索额图”;

  “还有一赫舍里氏,始祖索氏索罗,系陈满洲族姓赫舍里氏,二世冒姓王,由顺天府迁抚顺城东至清末十世,王氏在‘王府’上班,自称家出皇后,是索尼、索额图后人”;

  “我找到关连科先生,他今年79岁,一直住在大泗水,他讲这里索家出过皇后,也讲了一个顺治女儿虚就的故事。还说这里有索家坟,就在后山”;所谓“虚就”,就是文中提到的顺治皇帝的女儿先过继给索家,再回嫁她自己亲弟弟玄烨的传说,这个传说十分荒诞,不值一驳。

  难道一个家族在历史上出过皇后,就能证明他们是索尼、索额图的后人吗?我认为这一说法毫无道理。别的皇帝暂且不谈,仅以康熙皇帝玄烨为例,就可证明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从文献上看,玄烨后妃人数为清王朝历代皇帝之最。可查的就有68人,其中皇后4人,皇贵妃3人,贵妃1人,”妃以下60人。[28] 即使把皇贵妃以下的64人不以皇后计,被玄烨正式封后的四人如下:

  赫舍里氏,她是索尼的长子噶布喇之女,康熙十三年(1674年)去世,时年22岁,噶布喇还有一女为玄烨之平妃;

  钮钴禄氏,为清前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第十六子遏必隆之女,康熙十七年(1678年)去世,遏必隆另有一女为玄烨之温禧贵妃;

  佟氏,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女,佟国维乃佟图赖之子、佟养正之孙。佟养正与其从弟佟养性皆出自抚顺,佟氏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离世,佟国维也还有一女为玄烨的慤惠皇贵妃;

  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之女,雍正元年(1723年)去世。

  既然康熙皇帝册封的四位皇后分别出自赫舍里氏、钮钴禄氏、佟氏、乌雅氏四个家族,就不能说谁家出过皇后就一定是赫舍里氏家族的。再说,赫舍里氏家族出了个皇后,但她是噶布喇的女儿,不是索额图的后代,这又怎么能证明那个出了皇后的家族就一定是索额图的后人呢?再退一步说,就算她是索额图的后代,他们改汉姓也不可能在康、雍、乾朝代,最早也得在清朝的中晚期,所以,即使大泗水村真的有一个“索家坟”,也绝不能证明那里是努尔哈赤时代或更早以前就存在的女真人聚居的“都英额”。

  五

  白凤羽先生认为大泗水就是“都英额”的最“重要”证据是《满族大辞典》。他说“都英额在何处……《满族大辞典》为我们提供了方位,864页:‘额尔德尼(1581-1623)姓那拉氏,建州女真都英额(今抚顺市西)人’大泗水与沈阳大夫屯接壤,毗邻,可为抚顺市西……我可以肯定的说抚顺高湾开发区大泗水即古代都英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满族大辞典》所提供的关于“都英额”的方位资料可信吗?

  首先,我们要说《满族大辞典》不是研究清前历史地理的古代文献资料。它是向大众介绍满族历史文化的工具书,它的内容反映的是当代学者对满族历史研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尽管它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排除它在个别地方还说存在缺欠的。关于“都英额”的注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满族大辞典》是辽宁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发行的。但是,将“都英额”定位于“抚顺西”,《满族大辞典》却不是第一个。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人物传稿》中就收有一篇张玉兴先生撰写的《额尔德尼传》,该文第一次将“都英额”定位于抚顺市西。该文写道:额尔德尼“世居都英额(今抚顺市西)”。[29] 张玉兴先生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清史专家,也是我的老师和老朋友,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跟他通了电话。我问他:“你写的《额尔德尼传》将‘都英额’定位于 ‘抚顺市西’的文献根据是什么”时,他想了一会,回答我说:“时间太长了,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说:“明代一条辽东边墙将女真与汉族居住地完全分割开来,作为努尔哈赤时代女真族的著名人物额尔德尼的‘世居之地’能够在边墙之内、抚顺以西吗?”他毫不犹豫地说:“那不可能,二十多年以前,当我写《额尔德尼传》的时候,为什么将‘都英额’定在‘抚顺市西’,我想不起来了,可能是笔误,希望你能予以纠正。”

  另外,白凤羽先生既然以《满族大辞典》作为将“都英额”定位于大泗水的主要而直接的证据,那么,在赫舍里氏改为汉姓的问题上,又为什么不赞成《满族大辞典》里的观点呢?《满族大辞典》中的《赫舍里氏》条说:“满族姓氏。后改汉字姓‘高’、‘康’、‘赫’、‘何’等。世居哈达……长白山等地。”[30] 这一条内容,本来在白先生曾经引用的《赫舍里氏康族世谱》(康姓)及《赫舍里氏宗族谱》(赫姓)中可以得到验证,可是,白凤羽先生偏偏认为“都英额赫舍里氏有索尼、索额图等显赫人物,以索为姓是顺理成章的”。史书上明确记载索尼的众多儿子中只有三子索额图名字的首字为“索”,其他之女的名字中均无“索”字,索尼的长子、长孙也不以“索”字起名,难道就因为有人说大泗水有个“索家坟”,就因为“赫舍里氏有索尼、索额图”,就说他们的后代一定以“索”为姓,而有所谓“索家坟”的大泗水就一定是他们“世居之地”的“都英额”。这种逻辑推理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第三,《满族大辞典》虽由孙文良任主编、刘万泉、李治亭任副主编,但是,该书的撰稿人多达52人,张玉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撰稿人。由于他刚刚给《清史人物传稿》写过《额尔德尼传》,因此,《满族大辞典》中的“额尔德尼”条目很可能也是由他撰写的。这样看来,将都英额首先定位于“抚顺市西”的是张玉兴先生,现在他已经认为这样定位是不合适的,那么,根据张玉兴先生文章中的误笔,又将“都英额”具体定位到抚顺市西部的大泗水村,还能是正确的吗?

  总之,“都英额”作为地名,它的主体词应为“英额”,以“英额”为主词的地名在满语中是常见的,为了给大泗水村带上一个“满文创始人额尔德尼故乡”的光环,主观地将“都英额”改为“都音额”是非常牵强的。再说,一条明代辽东东部边墙的存在,就决定了属于建州女真的额尔德尼,其“世居之地”的“都英额”根本不可能在边墙之内,更不可能在抚顺市西的大泗水村。

  在索尼的众多儿子中因为有一个叫索额图的,就认为赫舍里氏﹒索尼、索额图的后人在当时就已经“顺理成章”地改汉姓“索”,是没有道理的;大泗水村即使真的有一个“索家坟”,那也不可能是索尼或索额图的墓地,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是索尼的祖先最早离开世居之地的“都英额”后,再经过一次迁徙才到了哈达,而索尼和他的父亲硕色和叔叔希福又是在努尔哈赤征服哈达以后才归顺的,因此,“都英额地方”对于早已进京做了几代高官的索尼和他的后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由于缺少相应的文献资料,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已经很难确定“都英额”的具体位置,只能根据额尔德尼及硕色、希福等人精通蒙、汉语言,必经常出入开原马市,都英额地方应在当年的哈达与建州交界处附近;又根据现存的与“英额”有关的地名,如:英额门、英额布、英额河等的分布情况分析,都英额地方应在今清原满族自治县境内的浑河发源地纳噜窝集(滚马岭)至英额河流域一带。

  以上仅为个人浅见,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

  注:

  [1]白凤羽先生的文章《“都英额”地方之考察》发表在《满族研究》2008年第4期,本文所引该文的内容不再另注。

  [2] 《钦定八旗通志》卷147,人物志27,“希福传”、“索尼传”。以下所引用的关于希福、索尼的资料,如不加注释,皆引自上述两传,不再注。

  [3] 《清史稿》卷228。

  [4] 清初史料丛刊第十、十二种《建州纪程图记校注》,18页,辽宁大学历史系1979年9月印。

  [5][6] 张玉兴:《努尔哈赤的早期谋士龚正陆》,载张玉兴《明清史探讨》409~414页,辽海出版社2004年6月版。

  [7]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

  [8] 《奉天通志》卷60、疆域2、沈阳一区。

  [9] 安双成主编:《汉满大辞典》965、1061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10] 《清史满语辞典》227页,“英额”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版。

  [11] 《奉天通志》卷67,长白山系上、长白山脉。

  [12] 《奉天通志》卷70,入渤海诸水,辽河。

  [13] 《钦定八旗通志》第五册3819页,第六册3982、400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4]《钦定八旗通志》第六册392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5] 《钦定八旗通志》第六册399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6]《钦定八旗通志》第六册396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17] 《清史稿》卷225,额亦都传。

  [18][19] 安双成主编:《汉满大辞典》978页“四”,979页“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20]《清史满语辞典》56页,“都林窝集”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版。

  [21][23]《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

  [22] 杨树森:《清代柳条边》5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

  [24] 《清史稿》卷269,索额图传。

  [25]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见《辽海丛书》第一册,224页,辽沈书社,1985年3月版。

  [26][27] 孙文良主编:《满族大辞典》82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

  [28] 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第二册《世系源流》玄烨系,24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29] 何龄修、张捷夫主编:《清史人物传稿》上编,第四卷,307页,中华书局1987年4月版。

  [30] 孙文良主编:《满族大辞典》82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版。

  (作者:抚顺市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该文章所属专题:曹德全专栏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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