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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9)

2012-03-03 08:50 网摘 未知 631
  我离武汉北归的前夕,张请我吃饭谈话,嘱咐我说,“我们拥蒋是诚意的,是为的团结抗日,心诚意坚地做一段看看,对于学生也要这样训练,告诉他们,拥蒋是为的抗日,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他又嘱咐我,为使蒋信而不疑。对于学生间若有反政府的空气,必须设法取缔。张似因知道我富于妥协性。怕不能贯彻...

  我离武汉北归的前夕,张请我吃饭谈话,嘱咐我说,“我们拥蒋是诚意的,是为的团结抗日,心诚意坚地做一段看看,对于学生也要这样训练,告诉他们,拥蒋是为的抗日,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他又嘱咐我,为使蒋信而不疑。对于学生间若有反政府的空气,必须设法取缔。张似因知道我富于妥协性。怕不能贯彻他的主张,因加派刘哲为东北大学董事长。在张作霖秉政时代,刘哲一度作过教育总长,这刘哲以能压迫学生著名,张的用意似乎要利用他的强硬来补救我的温和。我那时佩服张这种拥蒋抗日的苦心。

  所以,回到学校,在讲话时总是要求学生谅解老蒋处在内忧外患的困难下,要团结起来拥护他。事实上也就是拥护他的“安内以攘外”的政策。很奇怪的,我这种拥蒋的态度并未获得校内CC派国民党学生的支持。另一方面,校内有一大部分进步学生,因为我平时支持关外义勇军。援助他们往返关内外的路费,素有好感,现在竟逐渐离心了。直到1935年一二·九时这种发展竟使我犯了一件极严重的错误。   

  学生们因为“何梅协定”之后,日本之侵略日深,到宋哲元继掌河北大权时,情形更危如垒卵,南京的政府还是执行着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于是全国爱国青年掀起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学生,以身受家仇国难的刺激,自然地站在运动的最前线,他们领着罢课、上街游行,喊着;“打倒卖国政府!”“打倒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等口号,慷慨激昂,十分热烈。此时北平风声鹤唳,传说学生示威大队要闯东交民巷,日本兵已准备机关枪对付,又说宋哲元即要逮捕学生,先由东北大学“开刀”。

  我慌了,一念已往在段祺瑞时代有过天安门惨案,学生死者数十人,现在如再演惨案东北大学学生当然首受其殃。我往请示董事长刘哲,他说。“你来的真好,明轩(宋哲元的号)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东北大学学生闹的最利害,他看张学良的面子,但是再也不能放纵了。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办法,他要派兵捉人。”他问我能否管制学生不再闹下去,我答说:“热度太高,无能为力。”

  他想了一会说:“有了!与其让宋哲元派兵捉人,弄的乱七八糟,不如我们自己捉,就是叫东北宪兵司令邵文凯去促几个压压气。邵是东北自己人,对家乡子弟,能特别照顾些,免再演天安门惨案。这样做,虽然得罪了学生,但是对得住他们的家长,学生日久知道我们无恶意,也会谅解的,张副司令也不会不同意的。”我迟疑了许久。刘说:“小孩子怕吓唬,我当教育总长时,学生闹事,说劝都不听,举两个代表见我请愿。我说好吧!你们等着吧!我递给每人一张纸条,叫他们写遗嘱,命令我的庶务去买两口棺材,准备盛殓他们,又打电话给宪兵司令部来车接他们上天桥,他们还不是跪下求饶,立誓不再闹了。邵文凯是自已人,他听我们的话,捉了几个关上三五天,压压他们的气,再放他们出去,有利无害。”

  我听了他的话,似也有相当的道理,张副司令不是要我们拥蒋并取缔反政府的空气吗!反正用心是爱护学生,好吧!捉几个试试吧!我表示同意了。刘哲立刻打电话唤来邵文凯。邵进来说。“我正想找你们老二位,东北大学内激烈分子太多了,若是出乱子,大家都对不住副司令。”就这样邵文凯指挥东北宪兵,在12月12日先捉了17名学生去,后又捕捉l2个,关了两星期,我去保释他们出来。他们的气表面似压下去了,但是烧起了他们内心更高的火焰,他们愤怒,从此对我不谅解。

  南京政府被全国学生的爱国烈焰所压迫,定期1936年1月中旬,在南京召集全国学生代表会,企图缓和空气。东北大学学生拒举代表.但是举了代表赴西安,向张校长请愿,控诉我压迫他们的爱国运动。到了1936年的8月,我交待东北大学给周维鲁。以后南京拒发经费,我为补过起见,在1937年的春天时,张学良已被羁在奉化的溪口,我利用于凤至夫人与赵媞小姐“换防”这机会,要出张的签字,去给东北大学提取我早筹存的基金。我回北平向周维鲁交代之后,便想再为张的自由问题南下,但是学生们因恶感已成,竟误信谣言说我将把款捎走,我已到东车站上了火车,他们竟跑来20多人,将我抢回。我当时很痛心,但至今想来,还不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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