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9)

　　我离武汉北归的前夕，张请我吃饭谈话，嘱咐我说，“我们拥蒋是诚意的，是为的团结抗日，心诚意坚地做一段看看，对于学生也要这样训练，告诉他们，拥蒋是为的抗日，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他又嘱咐我，为使蒋信而不疑。对于学生间若有反政府的空气，必须设法取缔。张似因知道我富于妥协性。怕不能贯彻他的主张，因加派刘哲为东北大学董事长。在张作霖秉政时代，刘哲一度作过教育总长，这刘哲以能压迫学生著名，张的用意似乎要利用他的强硬来补救我的温和。我那时佩服张这种拥蒋抗日的苦心。

　　所以，回到学校，在讲话时总是要求学生谅解老蒋处在内忧外患的困难下，要团结起来拥护他。事实上也就是拥护他的“安内以攘外”的政策。很奇怪的，我这种拥蒋的态度并未获得校内CC派国民党学生的支持。另一方面，校内有一大部分进步学生，因为我平时支持关外义勇军。援助他们往返关内外的路费，素有好感，现在竟逐渐离心了。直到1935年一二·九时这种发展竟使我犯了一件极严重的错误。 　　

　　学生们因为“何梅协定”之后，日本之侵略日深，到宋哲元继掌河北大权时，情形更危如垒卵，南京的政府还是执行着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于是全国爱国青年掀起一二·九运动。东北大学学生，以身受家仇国难的刺激，自然地站在运动的最前线，他们领着罢课、上街游行，喊着;“打倒卖国政府!”“打倒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等口号，慷慨激昂，十分热烈。此时北平风声鹤唳，传说学生示威大队要闯东交民巷，日本兵已准备机关枪对付，又说宋哲元即要逮捕学生，先由东北大学“开刀”。

　　我慌了，一念已往在段祺瑞时代有过天安门惨案，学生死者数十人，现在如再演惨案东北大学学生当然首受其殃。我往请示董事长刘哲，他说。“你来的真好，明轩(宋哲元的号)刚才打电话给我，说东北大学学生闹的最利害，他看张学良的面子，但是再也不能放纵了。如果我们自己不想办法，他要派兵捉人。”他问我能否管制学生不再闹下去，我答说:“热度太高，无能为力。”

　　他想了一会说:“有了!与其让宋哲元派兵捉人，弄的乱七八糟，不如我们自己捉，就是叫东北宪兵司令邵文凯去促几个压压气。邵是东北自己人，对家乡子弟，能特别照顾些，免再演天安门惨案。这样做，虽然得罪了学生，但是对得住他们的家长，学生日久知道我们无恶意，也会谅解的，张副司令也不会不同意的。”我迟疑了许久。刘说:“小孩子怕吓唬，我当教育总长时，学生闹事，说劝都不听，举两个代表见我请愿。我说好吧!你们等着吧!我递给每人一张纸条，叫他们写遗嘱，命令我的庶务去买两口棺材，准备盛殓他们，又打电话给宪兵司令部来车接他们上天桥，他们还不是跪下求饶，立誓不再闹了。邵文凯是自已人，他听我们的话，捉了几个关上三五天，压压他们的气，再放他们出去，有利无害。”

　　我听了他的话，似也有相当的道理，张副司令不是要我们拥蒋并取缔反政府的空气吗!反正用心是爱护学生，好吧！捉几个试试吧！我表示同意了。刘哲立刻打电话唤来邵文凯。邵进来说。“我正想找你们老二位，东北大学内激烈分子太多了，若是出乱子，大家都对不住副司令。”就这样邵文凯指挥东北宪兵，在12月12日先捉了17名学生去，后又捕捉l2个，关了两星期，我去保释他们出来。他们的气表面似压下去了，但是烧起了他们内心更高的火焰，他们愤怒，从此对我不谅解。

　　南京政府被全国学生的爱国烈焰所压迫，定期1936年1月中旬，在南京召集全国学生代表会，企图缓和空气。东北大学学生拒举代表.但是举了代表赴西安，向张校长请愿，控诉我压迫他们的爱国运动。到了1936年的8月，我交待东北大学给周维鲁。以后南京拒发经费，我为补过起见，在1937年的春天时，张学良已被羁在奉化的溪口，我利用于凤至夫人与赵媞小姐“换防”这机会，要出张的签字，去给东北大学提取我早筹存的基金。我回北平向周维鲁交代之后，便想再为张的自由问题南下，但是学生们因恶感已成，竟误信谣言说我将把款捎走，我已到东车站上了火车，他们竟跑来20多人，将我抢回。我当时很痛心，但至今想来，还不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