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0)

　　西安事变后积极支持张、杨

　　1936年的3月下旬，张电约我去西安，他那时正在洛川“督师剿共”，用飞机接我去洛川恳谈。他表示极度的苦闷，说东北军与共产党接触，在很短的期间，损失两个半师。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东北军一听到这个口号，不是弃械逃走，就是缴械投降。继续“剿共”的结果，会遭到全军覆没，给老蒋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到那时老蒋还是“剿共”，自己便成了“孤家寡人”的光杆，苦想打回老家，自己没有军队，“不抵抗”的罪名将永世替蒋承担而无以自白。他又说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蒋执行的“安内攘外”政策是错误的，是不合民心的，是会亡国的。

　　应当把这政策倒转过来，改为“攘外以安内”，即实行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问我的意见，怎样可以打开这个难局。洛川是个很荒僻的小城，在他的司令部内，除偶尔看见一二个神秘的客人外，别无他客，公事也少。我们吃饭也谈，白日也谈，晚上也谈。谈来谈去，不外怎样寻出道路，扭转老蒋的亡国政策，怎样对共产党采取政治的解决，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样的谈了三天。我得承认张是很重视我的意见，才由西安用飞机接我来洛川，我可惜没有多大政治眼光，我所能提供意见，就是赞成他的主张，但是力劝他要万分小心，万分谨慎。

　　因为老蒋是个阴险家伙，惯用手段，偶有差错，会被他暗算的。他用飞机送我回到西安。这时的东北大学的工学院已经迁到西安。我料理校务之余，常同几个高级文武官员谈天，由他们的口中，证以洛川的长谈，清楚地认识到张先生在转变的途中摸索。对于东北大学张也没有什么指示，就催我速回北平。到了5月又电约我去西安。我一到就知道他要我交卸东北大学，说他身边缺一个可靠的人，要我接替米春霖作办公厅主任。同时西安的空气，分成左右两派，情形复杂。我是个怕事的，不善于斗争的，立时感觉自己不胜重任，又觉得自己的思想落伍，便向张请假，请他资助我去欧洲研究民族复兴问题.计划到俄国居半年，到德意居半年，把政治的两极端作个比较研究，而后对他作个报告。他同意了，并准许我带我的长子王福时作随从秘书一同去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