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6)

　　从开始经商到侨居日本

　　1938年，我去汉口时，我的长子王福时因为在天津租界出了一个秘密刊物《救国通讯》，宣传抗战，日本人缉捕甚紧，他逃到香港。为生活起见，创办一个“内外文化供应社”，目的在将外国科学工程及参考图书向内地输入，将国内抗战刊物及图书向国外输出。我到重庆后，因后方有抗战建设之需要，营业逐渐开展。香港沦陷后，王福时回到重庆一次，又转往加尔各答，仍继续我们的“父子公司”，作文化内外交流事业，生活赖以补助。

　　我从参政会解职后，因为我二女儿的爱人朱寿庚办了一个大山煤矿，拉我作董事长，干了一个时期，因为煤质不好，销路不佳，兑给别人。华侨司徒美堂归国，经友人荆有岩等拥护，组织华侨兴业银行，拉我入股作了一名监事。到了1943年，我看抗战不久可以胜利，乃靠华侨兴业银行之支援，组织中国国际兴业公司，备作战后进口贸易，不幸受“法币”毛荒之累，临时业务不敷开支，至抗战胜利时，所收300万元法币资本已消耗净尽，于1946年6月，乃只身飞南京。我到南京时，正值马叙伦、阎宝航等上海和平请愿团体去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殴打，因伤入中央医院。

　　我由重庆出发前，重庆的和平团体，本来要我代表他们，与上海和平团体联合起来。至此我请教于黄任老，他忠告我看看情形再说，免受国民党之毒手，因去上海。候阎宝航伤愈后，我劝他急速北上，加入革命队伍，免步李公朴、闻一多的后尘。不久我的老妻由重庆来会，乃相偕北上，转往沈阳，重开我的国际公司，得老友沈阳商会会长金哲忱氏之援助，小增资本，赖以活动。

　　但旧日政治上的敌人又出现了，日本人留下的房屋，全归“房地产管理局”掌管，我本来暂借中山路164号房屋开张，等候正式承租，但是国民党支部函房地产管理局长张振鹭氏，说我的思想有问题，不要准我承租。同时全国商会在南京开会，沈阳市商会想推我代表出席，国民党的东北指导员齐世英氏也出面干涉。骆宾基氏由狱中呼援，我三访当时“行辕”军法处长储铁氏营救，亦为国民党攻击我的口实，尤以办《东北报》的马毅氏仇视我更甚。我想“老子惹不起你们，还躲不起你们吗?”正赶上中国对日贸易开放，东北区可由商会推举一个赴日商业代表，幸而没有竞争者，我以老友金恩棋、卢广绩(沈阳市商会)正副两会长的推荐，得以被推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