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8)

　　我回到上海是1948年12月5日，这时东北早就解放，我的沈阳公司先是经理刘天民趁时局紧张，在1948年4月初，登报将我开除，后来将公司分伙，完全结束。上海临时性的公司，因时局无定，不愿履行我订的对日贸易合同，也归解散，我成了一个光杆经理。此时北平已解放，我写信报告周总理，我将返回日本，请求在对日贸易岗位上，对祖国有所贡献，信托议和代表章行严氏带捎北平。

　　重回祖国怀抱

　　我于1949年5月2日回到日本，5月中旬偕中纺代表吴欣奇去大阪、神户，陪他到保税仓库，由他代表中纺验收纱绽。这时广州的政府听说我没有护照，回了日本，很有醋意，电代表团查问。知道我是受经济部命令，以直接入境许可，回到日本，向中纺交验纱绽的。外交部又来电报，文曰“该员交接办完，即饬令回国”。这时商震已去职，新团长朱世明氏，眼见大陆全部解放，力求安抚侨民，未与我为难。我在日本，华侨们组织一个亚东国际兴业公司，作为对祖国贸易的机构。

　　到10月初，日本人绢株式会社经我一个职员上田金山郎的介绍，拉拢我的职员王振仁氏，王振仁与日本共产党颇有往来，他们因猜想他与新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部门可能讲话，该会社愿出路费，请他回国推销该社的人造丝，已有成议，来经我的许可，并要我担保。我自乐得同意，并借王回国之便，捎信表示我企求服务的志愿。1949年11月末，王氏回国，我写信给周总理与几个老朋友。

　　1949年9月时，王振仁介绍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及志贺义雄两氏给我，请他们到我的家里吃饭，同时交换开展中日贸易的意见。后于日本反动派压迫日共紧张的时候，他又请我帮助野坂的安全，要我在宅内备屋一间，供野坂来住，我允许了，但野坂氏卒未来。王又时常向我代日共捐款，又利用我的事务所，与中日贸易促进会联络(日共的外围团体)，他自己的名义仍是亚东公司的职员，自然以亚东公司做掩护。我还是同在国内一样，对于进步的活动乐得随时援助。

　　鲁迅纪念会我去参加了，苏联大使馆放映《百万雄师下江南》一片，我也出席观看了。这些往来，在我不过是一贯的作风，并没有实际参加革命活动，但是竟遭到台湾的新代表团长何世礼的注意.派人调查我的往来，及我与祖国的贸易联络。我的长子作了北京国际新闻局的干部，也成了他的资料，他早已大张旗鼓的镇压华侨爱国情绪，并用各种方式，努力对蒋立功，于是我就成了他立功的对象。在1951年5月8日的早晨，我到公事房，就遇日本外务省移民局两名便衣侦探，要看我的护照，我说我有长期居住的华侨身份证，没有护照，他们说:“不行！你们的代表团己通知盟总，转全日本政府，因为你没有护照，要解送你回国，去台湾的船位，已给你准备好了。”

　　我一听明白了，这是何世礼要送我去台湾立功。我说:“好吧！我同你们到外务省谈谈。”到外务省后，出示我的长期居住证，并抗议说:“我是自由人，没犯法，没有罪，你们不能剥夺我的自由，盟总既然有命令，我可以离开日本，但你们不能限制我去的地方。”当时没有结果，他们限我取保证人两个。我回来跑到印度代表团办事处，请他们保护，他们很同情我，但要我电请北京外交部，转请新德里印度外交部指令他们。我一面电告我的儿子王福时，向外交部报告，看看有无保护方法，并立下遗嘱寄回，一面听朋友的劝告，托人向移民局主管请客送礼。

　　王振仁也报告我说，日共要帮我忙。要送我藏入地下，或送我到苏联的领事馆，或用小船送我偷渡出来。日本移民局后来果然对我客气了，派便衣警大宫氏于5月24日，送我到大阪，登圣佐士轮回国，于5月29日我安抵天津。我的长子王福时与老妻李卓琳在码头相迎，悲喜交集，回想往事，直同一梦，我能脱险，重回祖国怀抱，享受人民幸福生活，亦侥幸矣!


 1952年3月

⑴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是1928年12月29日。

⑵《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及有关资料记载，王卓然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