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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爱国人士王卓然自传(18)

2012-04-14 16:02 网摘 未知 764
  我回到上海是1948年12月5日,这时东北早就解放,我的沈阳公司先是经理刘天民趁时局紧张,在1948年4月初,登报将我开除,后来将公司分伙,完全结束。上海临时性的公司,因时局无定,不愿履行我订的对日贸易合同,也归解散,我成了一个光杆经理。此时北平已解放,我写信报告周总理,我将...

  我回到上海是1948年12月5日,这时东北早就解放,我的沈阳公司先是经理刘天民趁时局紧张,在1948年4月初,登报将我开除,后来将公司分伙,完全结束。上海临时性的公司,因时局无定,不愿履行我订的对日贸易合同,也归解散,我成了一个光杆经理。此时北平已解放,我写信报告周总理,我将返回日本,请求在对日贸易岗位上,对祖国有所贡献,信托议和代表章行严氏带捎北平。

  重回祖国怀抱

  我于1949年5月2日回到日本,5月中旬偕中纺代表吴欣奇去大阪、神户,陪他到保税仓库,由他代表中纺验收纱绽。这时广州的政府听说我没有护照,回了日本,很有醋意,电代表团查问。知道我是受经济部命令,以直接入境许可,回到日本,向中纺交验纱绽的。外交部又来电报,文曰“该员交接办完,即饬令回国”。这时商震已去职,新团长朱世明氏,眼见大陆全部解放,力求安抚侨民,未与我为难。我在日本,华侨们组织一个亚东国际兴业公司,作为对祖国贸易的机构。

  到10月初,日本人绢株式会社经我一个职员上田金山郎的介绍,拉拢我的职员王振仁氏,王振仁与日本共产党颇有往来,他们因猜想他与新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部门可能讲话,该会社愿出路费,请他回国推销该社的人造丝,已有成议,来经我的许可,并要我担保。我自乐得同意,并借王回国之便,捎信表示我企求服务的志愿。1949年11月末,王氏回国,我写信给周总理与几个老朋友。

  1949年9月时,王振仁介绍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及志贺义雄两氏给我,请他们到我的家里吃饭,同时交换开展中日贸易的意见。后于日本反动派压迫日共紧张的时候,他又请我帮助野坂的安全,要我在宅内备屋一间,供野坂来住,我允许了,但野坂氏卒未来。王又时常向我代日共捐款,又利用我的事务所,与中日贸易促进会联络(日共的外围团体),他自己的名义仍是亚东公司的职员,自然以亚东公司做掩护。我还是同在国内一样,对于进步的活动乐得随时援助。

  鲁迅纪念会我去参加了,苏联大使馆放映《百万雄师下江南》一片,我也出席观看了。这些往来,在我不过是一贯的作风,并没有实际参加革命活动,但是竟遭到台湾的新代表团长何世礼的注意.派人调查我的往来,及我与祖国的贸易联络。我的长子作了北京国际新闻局的干部,也成了他的资料,他早已大张旗鼓的镇压华侨爱国情绪,并用各种方式,努力对蒋立功,于是我就成了他立功的对象。在1951年5月8日的早晨,我到公事房,就遇日本外务省移民局两名便衣侦探,要看我的护照,我说我有长期居住的华侨身份证,没有护照,他们说:“不行!你们的代表团己通知盟总,转全日本政府,因为你没有护照,要解送你回国,去台湾的船位,已给你准备好了。”

  我一听明白了,这是何世礼要送我去台湾立功。我说:“好吧!我同你们到外务省谈谈。”到外务省后,出示我的长期居住证,并抗议说:“我是自由人,没犯法,没有罪,你们不能剥夺我的自由,盟总既然有命令,我可以离开日本,但你们不能限制我去的地方。”当时没有结果,他们限我取保证人两个。我回来跑到印度代表团办事处,请他们保护,他们很同情我,但要我电请北京外交部,转请新德里印度外交部指令他们。我一面电告我的儿子王福时,向外交部报告,看看有无保护方法,并立下遗嘱寄回,一面听朋友的劝告,托人向移民局主管请客送礼。

  王振仁也报告我说,日共要帮我忙。要送我藏入地下,或送我到苏联的领事馆,或用小船送我偷渡出来。日本移民局后来果然对我客气了,派便衣警大宫氏于5月24日,送我到大阪,登圣佐士轮回国,于5月29日我安抵天津。我的长子王福时与老妻李卓琳在码头相迎,悲喜交集,回想往事,直同一梦,我能脱险,重回祖国怀抱,享受人民幸福生活,亦侥幸矣!


 1952年3月

 
 

⑴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是1928年12月29日。

 

⑵《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及有关资料记载,王卓然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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