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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牛录起源时间问题再探(6)

2013-04-15 20:14 满族文化网 任玉雪 3317
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军政组织,努尔哈赤政权的建立、发展,与之息息相关。因此,牛录起源的具体时间,早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由于现存文献有阙,诸位学者莫衷一是。本文另辟蹊径,从努儿哈赤政权基层军政组织的起源人手,重新探讨牛录的起源问题。认为八旗牛录制度的形成,并非是...

  严格的讲,此时还只有牛录额真之名,并不存在八旗之牛录。因为《武录》明确记载“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族寨才是固定组织。只是在“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表明这十组织仅在“出猎开围”之际出现,在善射之人的带领下更有秩序的进行活动,是女真民族在长期狩猎活动中,根据经验形成的习惯性行为,但并不是常设的军政组织,即非后来的八旗之牛录。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有关牛录制度比较详尽的记载是辛丑年(1601):“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自此以牛禄厄真为官名”。


  如果记载属实,那么是年努尔哈赤把出猎开围之际的管理模式,移植到他的国家管理中。但并不是完全照搬,把所聚之众,分成三百人为一组(按男丁化分),然后任命一牛录额真管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八旗之牛录。


  然而正如第一节所述,学术界对何年正式设置牛录还有争议,主要有1583、1584、1587、1601年等不同主张。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各归顺部落是女真国的基本管理单位,至少到1595年是如此。因此辛丑年改革所描述的牛录,并没有在文献中提及。如此一来,刘小萌、王景泽等学者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牛录的出现应在1601年。但《满文老档》乙卯年(1615)的记载又让人产生疑惑:


  聪睿恭敬汉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之,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


  上述确凿的记载说明,乙卯年努尔哈赤又进行了设置牛录的工作。如果辛丑年已经完成了行之有效的组建,为何在事隔十几年之后,重新进行?王景泽认为“牛录内部组织系统是辛丑年后逐渐形成的,到乙卯年基本完备。所以《老档》作者将其纳入总结之内,这符合社会组织逐渐完善之发展逻辑”,这也不无道理。不过,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另外一个权力体系——穆昆、塔坦组织。


  1609年《满文老档》卷七九至八一载有《穆昆塔坦档》,详细记叙了当时存在的穆昆、塔坦组织,以及战利品——敕书的分配情况。共分三个穆昆,第一穆昆共十二塔坦,前四塔坦为汗家,即努尔哈赤所有。其余为额亦都、何和里、费英东、扈尔罕和费扬古等领有,即国初设置的五大臣均在此穆昆中。第二穆昆共有十三个塔坦,一、二、五、六塔坦为努尔哈赤长子诸英领有,其余分别为吴尔古岱、苏巴海、雅瑚等人所领。后者主要为旧海西哈达贵族。第三穆昆共十二个塔坦,一、二、八塔坦为舒尔哈齐所有。其余为代善、扎萨克图、都瑚禅、汤古岱等所领。由此可知,在万历三十七年,即1609年,穆昆、塔坦组织仍然是努尔哈赤政权战利品的分配系统,显然是女真国重要的权力分配模式,是重要的政权管理形式。


  穆昆本义为族,为血缘组织。但此时的穆昆组织中存在大量的异性贵族,显然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努尔哈赤只是借其形而已。据刘小萌研究,塔坦,即满文“tatan”的音译,原指野外行走人的止宿处。后衍变为满族分散采参游猎劳动组合的代名词。同塔坦成员,三、四人左右,一般由家庭成员或近亲族人组成,带有鲜明的血缘色彩。在《满洲实录》中,凡均对译为“部”或“部落”,含义已经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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