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抚顺县知事的治政宣言

程廷恒

    程廷恒为政有宏观

    程廷恒，民国抚顺县首任知事（即县长）。在任两年里，他勤政忧民、励精图治，开创了很多业绩。他认为“为政有宏观，当务其大者远者。窃维地方富力之盛衰，视乎商工之进退为转移，商工产品之制造，虽云操自民间，而提倡鼓励之责，要在官长。欲达提倡鼓励之目的，必调查地方产品，何者为固有原料，何者为改良仿造，何者为精制，何者为发明，何者为国内需要，何者为国外输出，比较其历年进步而定褒奖等级，始足以尽提倡之职务。”

   《抚顺县志略》简要介绍了程廷恒在任期间的主要业绩，包括：1、办理防疫，加强治安；2、普查全县人口，总计165699人；3、重修浑河大桥，命名为“永安桥”；4、勘查日矿边界，划定至龙凤坎为止；5、向省政府请示将县公署从抚顺城迁移至千金寨，获批准；6、筹办县议会选举，成立议参两会；7、增设小学11所，并扩大现有学校招生；8、复收抚顺煤矿出井税；9、提倡种植水稻，使水稻开始在抚顺推广；10、办理预备巡警；11、收审民事、刑事案件300余起；12、编篡抚顺第一部志书《抚顺县志略》。

    富恩霖治县定方针

    富恩霖于1919年8月至1920年8月任民国抚顺县知事，在任整一年。在上任三个月之际，他向全县发一布告，阐述了其治县的七项方针。全文如下：

 　 为政之道，正本宜先。治事之方，除弊为要。本知事才疏能鲜，谬蒙省长委署斯邑。受命以来，夙夜惊惶，诚恐不克负荷，有亏厥职所差。堪自信者，惟本此任劳任怨之心，以地方之事为己事，一切施政方针均从实际着手，利有当兴，必实心以兴之；害有当除，必毅力以除之。所有一应政务，即以开诚布公为宗旨，务期勉尽天职而已。此外，惟望邦人君子随时指导，籍助匡襄，俾免陨越。当莅任伊始，敬举数端，通告人民，懔遵斯意，以助有成，并希热心君子转向无职乡民，切实讲解，务使家喻户晓，俾得合力同心，剑除弊害，共谋幸福，是则本知事之所切盼切祷者也。

 　 撞骗宜预防也。本知事莅任以来，随带服从均知守法奉公，不敢丝毫妥为。惟家居邻省，来往颇易，诚恐不肖之徒，在外假冒官亲官友，招摇撞骗，兼以寨埠五方杂居，人类不一，变诈百出，其敲诈之术尤以关于诉讼者为多，乘他人究愤之际，逞奸诈鬼蜮之谋。不日与某科长承审有旧，即曰与官于我，包揽词讼，设法骗财。人民受害，官吏被诬，言之痛心，闻之裂眦。特此通告人民，如生希冀之心，反受愚蒙之累，倘遇有此等不肖之徒假托名义、巧施欺诈，准人民指名控告，或迳扭来县，果为证佐属实，定必从严惩办，以儆效尤，根除弊患，决不姑宽也。

    法律宜遵守也。查法律为立国之要素，岂容或轶其范围。抚邑城乡内外，固不乏守法明理之人，特恐一般人民，或不免程度不齐，对于政治之进行，往往误会讹解，横生阻碍。举凡警、学、工、商、保甲，均有法令章程，无论官民悉应恪守，不得希图私利，罔顾公益。须知自由之说，皆范围于法律，法律外之自由，即为干犯法纪，应受刑事上之制裁。倘能自相遵守，以共成法治国之民，则官厅服务不难为，人民亦得享共和之福也。

    教育宜普及也。查教育一项，为人民切要之事。近来，各处学堂多系有名无实，高等虽多，学额较少，若不切实整顿，不特徒耗经费，贻误学生。良非浅鲜，为于小学尤不注意，殊失兴学之本意。不知子弟不就学，将来即无以自立，故教育之方，必须于小学注重。惟有督饬办学人员，推广小学，设法普及，使已及学龄之童子，人人皆能就学，则不特养成将来伟大之材，即谋生亦较易易。普及教育，端在是也。

    生计宜求勤也。近年以来，生计为艰，而无业游民随处皆是，推原其故，皆由人民习于惰安。夫欲谋衣食之足，非勤求生计不可，此固不必舍近而求远，舍易而求难也。即就此一邑之中，有田产资本者，各勤其种植、贸易，则岁获自必较丰。即毫无田产资本之人，况此邑矿区林立，做工需人，果能勤其劳动，亦未始不可以谋生。至若实业之事，境内多山，如栽种、牧畜、栽桑、养蚕、纺织等等，均切近为易行者。若以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以此组织事业，共谋生计，岂非生财之道。倘人人能各务正业，断不致有作奸犯科之事也。

    赌博宜禁除也。查赌一事，最为地方之害，往往良家子弟，因此荡产倾家，丧廉寡耻，遂致流为盗贼，甚至为匪作线，勾结外来不逞之徒，绑人勒赎，道路抢劫。种种不法，无不由于赌博所致，故禁令久悬，为犯必惩。与其事后受累，何如及早改悔。访问各处，赌博既多，附城尤盛，甚有警甲包庇，恶豪渔利。若非严惩，不足以维治安。愿各洗心革面，勉为良民，不致身罹法网，则地方之受福。倘仍前聚赌，准人民举发实究。坐律有专条，定当按法惩治也。

    烟毒宜禁绝也。查禁吸、禁运、禁种三项，早已悬为严禁。近来烟禁綦严，各国已热心赞助，乘此时际，若不及早湔除，则为害更何所底止。其稍知大识，固已早知戒除矣，而甘心沉溺者，仍恐不乏其人，故刑律列为专条，有犯必予罚办。为此，特申禁令，须知此时之犯烟禁，即为莫大之罪人。务望父诏其子、兄诫其弟，各宜发奋坚忍，痛自改革，以完全国民之资格，岂非自谋幸福。倘或仍然违法，是自甘犯罪，法律上不能为宽恕矣。

    赋税宜早完也。纳税输捐，乃国民之义务也，此古今中外皆然也。乃自共和以来，民气嚣张，多有无知愚民，对于应纳各项课赋税捐，往往挨延拖欠，并不踊跃，是诚失国民之天职矣。殊不知赋税不早完，则警差传催，适自增其苦果，况清赋契税，迭经展限，从宽轻减，现在正限，瞬将届满。倘仍观望挨延，一旦查出，或被告发，新章綦严，地方官亦不能曲为原宥。因小失大，贪利隳功，就得就失，此人民所共劫耳。

    以上数端，均关切要，为地方应兴应革之事。本知事职权所在，皆欲见诸施行，尤望地方人民，当志愿相兴有成也。惟近来地方官办事之掣肘，无非官民情意隔阂，故此猜彼忌，我诈尔虞，各挟一私，意欲其间。无怪日日言言整顿，而地方日见其腐败也。本知事籍隶邻省，在奉服官有年，于地方情形之颇悉，自维素性拙直，惟知与人民于见以诚。更望地方士绅桑梓关怀、多识大体，于地方一切之事，力谋公益，不图私利，互相交勉，官民一体，上下同心，共经地方。除弊兴利，同谋幸福，本知事有愿望焉。此布。

    黄世芳治奢下猛药

    黄世芳，字菊珊，营口人，1923年3月至1925年8月任抚顺县知事。在1923年底，黄知事给八个区下发了一则训令，其中称“查官署人员或地方警甲赴各区村办理公务时，如无旅店可投，势必食宿民间。公务性质不同，旅费给发亦异。携有旅费者，食宿之资照数支给，无问题可言。其无旅费者，饮食之费必出村会，分摊于民。如果饮食简单，需资无几，虽由村会摊派，无害于民。按习惯而言，尚无不可。乃近查各村会，竟有以招待为名实行联络，酒肉供给备极贵隆，并聚集村中会首、闲散群食其间，以致每饭之资动辄数元或数十元，此等积习为县境之惯例，本监督访查得实，已深痛恨，况迭奉省令严禁苛派，尤不能不严厉奉行。仰该区长遵照，迅即转知各村长副，此后无论对于官署人员、地方警甲，所有饮食供给务均一饭一蔬，其闲人聚食严为禁止，俾资节省而免浪费。倘查有故违，定行惩罚，决不宽假。其各懔遵毋违，切切，此令。”

    黄世芳来抚顺不到一年，虽然他签发的训令内容很简单，但面对的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可以说，真是直指官场顽症下的一剂猛药。当时各村以接待上级为名，行联络上级之实，好酒好菜上桌，亲朋好友齐聚，浪费了公款，败坏了政风。那个时代，抚顺县一名普通官员（警员）的月薪虽不过二三十元，但足以靠此收入养活五口之家。一元钱可以吃一顿涮羊肉，二三元钱可以摆一桌中档饭菜宴请十人。如果一桌接待餐达到这个水平，应该可以称得上是“大吃大喝”了。如果达到花销数十元，那就不难想像酒菜是何等档次了。官场积弊让清正廉洁的黄知事下定了整肃的决心，于年终岁尾出台训令，从此“一饭一菜”这条最简单、最基本、造价最低的接待标准，成为其执政生涯中整饬官场、提倡新风的一个独特亮点。

    李济东正纲打假冒

    李济东，字泮溪，凤城人，于1925年8月至1927年9月任民国抚顺县知事。1927年3月，李知事对民间发生冒充其亲朋好友招摇撞骗事，向全县发出布告，以正视听。布告全文如下：

    本知事籍隶凤城，来宰抚顺，自顾才疏，处公以慎，接物惟诚。但凡用人必察，重品端行洁之人，敷政但求公平。莅任以来二十越月，区区私忱，谅为合邑四民所共晓。署中僚属皆知本知事好择善而任，既无亲朋好友随从在署，又无稽查名目，更无前项朋侪在埠间住。兹本知事风闻有不肖之徒在寨埠任意招摇，谓与本知事有瓜葛及相知情事，弥堪痛恨，亟应严惩，以肃纲纪。故派警察密访，并出示招告，仰合邑百姓人等知悉，如有冒充本知事亲朋 以及假捏稽查名目籍端招摇者，准即指明证据来署告诈。如或碍于情面不便明告，准即投具密函，以凭办理，一经查实，定依法严惩，决不稍事宽纵。但不得捕风捉影以及匿名投函，致干反坐，望各遵照毋违。此布。

    白恒兴上任先管亲

    白恒兴，字渤然，民国抚顺县历任知事中唯一的抚顺籍人，任职时间为1927年9月7日至次年4月7日，在任仅七个月。在白恒兴上任的第三天，他就亲自起草文件，下令印刷一百二十张布告，向全县老百姓发布了一份严正的管束亲属声明。

   “奉宪命来宰斯邦，当以乡梓关系力请回避，一再陈情，未速允许，不得已始于本月七日接篆视事，业经布告阁属，分呈在案。惟本知事原籍是土，戚众族繁。良善者，熟视无睹，自能安分守己，不事攀附；奸黠者，难免不干预官事，包揽词讼，藉势招摇，以图敲诈。须知法无亲疏，有犯必惩，事有公私，未可混同。倘能谅此苦衷，虽远宗疏戚，情感不伤。如果别具肺肠，纵近戚亲族，法典难假。自此告诫之后，务各互相规勉，勿稍矜肆，致蹈刑章。无知或有不自爱惜者，本知事自行查觉后，固不宽贷。其或耳目不周、视察不及，并经被害人扭诉来署或指名呈揭，一经查实，务当依法从重惩办。布告阁属、商民人等，仰即一体周知。此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