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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然:一个新的命题——“清源文化”初探

2014-02-21 12:25 抚顺七千年 卢然 6104
清源文化,研究的是大清王朝形成前的源头文化。研究建州女真人在以赫图阿拉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探索这个民族的国家的精神之母,民族之魂,立国之根。赫图阿拉文化现象,是建州女真人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现象,是建州女真人...
  清源文化,研究的是大清王朝形成前的源头文化。研究建州女真人在以赫图阿拉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现象。探索这个民族的国家的精神之母,民族之魂,立国之根。

  赫图阿拉文化现象,是建州女真人文化发展中带有典型和标志作用的现象,是建州女真人在赫图阿拉所形成的共同需要、共同心理的基础上和不断陶冶的结果。它是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形式的综合,它不但具有外在的特色,而且含有观念的特色。

  从1438年建州女真首领李满柱率领部众到新宾灶突山下定居开始,到1636年大清王朝的建立,期间共198年,在这两个世纪中,建州女真人以浑河,苏子河流域为中心,以赫图阿拉为平台,演奏了中国历史上堪称可歌可泣的悲壮活剧。它丰富了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宝库。赫图阿拉文化现象主要内涵是——开始了或局部完成了女真社会由半奴隶制向半封建制的急剧转化——女真社会的经济基础由农业+狩猎+采集向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的转化——女真社会的政治制度由部落联盟制向国家政权制转变——女真社会的阶级关系由奴隶(阿哈)向自由民(诸申)转化——女真社会的人格形态由粗放粗野型向文明型变化……。

  后来的大清世界所以能够鼎力,就是由这些“转化”催生的,它是土壤,它是根基,它是清源。这个“源”不仅催化了一代江山的确立,更奠定了这个江山的由始至终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比如“八旗”“骑射”、“骑服” “满文”等等由赫图阿拉开去,直到大清退位,贯穿有清全程。又后来,在今天我们仍在探觅着清前文化的根基和满族先人的精神。

  由此我们提出“清源文化”这个命题,它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

  一、关于“清源文化”的基本定义

  所谓“清源文化”,如果从时间概念上为其定位,是指15世纪上半叶女真人定居在抚顺区域以后,直至“清军入关”前这一时期的女真民族文化。这一时期的女真社会是急剧变化的时期,除保持着女真民族的传统的文化特质外,又充分吸收汉族、蒙古族以及朝鲜族等先进文化而形成的具有统一的、多元的、过渡特色的文化。以赫图阿拉为核心标志,女真人粗犷尚勇、以小搏大、善于学习,海纳百川、巧用机遇、富于革新、锐意进取,励精图治,不断陶冶民族素质,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实现了民族的伟大壮举。

  如果从空间概念上为其定位,清源文化是以赫图阿拉为基点,以辽河、苏子河流域为辐射,涵盖松辽平原、辽河平原。它是大片区域的过渡性文化。努尔哈赤初起时,仅是建州女真中一直弱小的势力,在建州内外有许多强大的敌人,但经过短时期的征战,基本上把分散对立的各部势力统一了起来,一跃而成为女真族中最强大的力量。这一区域见证了清朝前期女真人(满族)挥洒才能、书写伟大,从弱小到强大的奋进历史。

  如果把历史比作时间轴,我们就会看到,作为满族的崛起和清朝定鼎的源头,赫图阿拉时期所形成的文化现象就是“清源文化”现象。清源文化不是清朝文化,它是清王朝胚胎中的一种特殊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这种区域文化不同于“清军入关”后与汉族广泛融合产生的清文化、满族文化,也有别于女真民族的传统文化。  

  清源文化是以女真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广泛吸纳和融汇了中原文化及其他民族、部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形成了自己独具时代和地域特点的新文化。它形成于苏子河、浑河流域,但其影响涉及整个东北乃至中原。

  二、清源文化的基本内涵

  围绕着大金国(后金)建立,特别是占领辽阳、沈阳广大地区以后,后金社会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的过渡,以苏子河流域、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尽管时间持续不长,但文化内涵却极其丰厚。

  赫图阿拉,是一个地名,然而,它是一个时代,是一种经济形态,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文化模式。它谱写的是一部承前启后的民族的地域的断代史。

  1、赫图阿拉时期的八旗文化

  由早期的牛录发展成为八旗,这是一种创举。八旗制度是在“牛录“制度基础上创制的。赫图阿拉时代以前的牛录制和赫图阿拉时代的牛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过去的牛录性质是狩猎+战争,牛录的首领是普选的,具有明显的部落联盟性质。赫图阿拉时代的牛录是生产+社会+战争。增添了管理社会的职能,意味着有了政权雏形的出现,以旗统人,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清朝前期女真(满族)人独创的一种社会、军事管理机构。它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项职能。

  女真人以八旗制度为纽带,把女真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女真的部民按照军事方式,分为固山、甲喇、牛录三级,加以编制,从而使分散的女真各部,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机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满洲之外,后又建制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八旗制度是女真人的一个创造,前古未有。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个核心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2、赫图阿拉时期的城堡文化

  在抚顺地区,至今仍存有众多清前时期的古城遗存,这些城址遗存见证了清前时期女真(满族)人社会发展变化过程。早期女真的城堡从类型上均为山城,其功能用于军事,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出现市的功能。山城的建筑格局具有明确的规划意图,一般都有功能分区,墓葬区与生活区分离。位于新宾的五龙山城—扎喀关有瞭望台、粮秣区、生活区、兵营区。山城的通道极其隐避,城墙充分利用山脊。如此设计就是一种文化堆积。

  女真人的早期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当属佛阿拉城和永陵陵宫。赫图阿拉城的建筑设计既体现了女真人的风格又吸收了汉族的先进理念。它把“尊号台”(金銮殿)放在中轴线上,城内的道路由此放射出,体现汉族的 “居中不偏,皇权至上”的儒家理念。赫图阿拉城是后金开国的第一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山城式都城,更是迄今保存最完善的女真族山城。是后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中心,被视为清王朝发祥之地,满族兴起的摇篮。城内有清王朝第一座关帝庙、孔庙(文庙)等七大庙宇,500多年前的汗王井,是中国罕见的明代早期木结构泉水井。它首创布椽筑城法,开创了大清建都之制等。

  除此之外,还有界藩城、萨尔浒城,以及觉尔察城、阿哈伙洛城、河洛噶善城、尼玛兰城、章甲城等。这些文化遗存对研究清前史、艺术、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3、赫图阿拉时期创制满文

  一个民族有了自己的文字,表明这个民族的成熟,建州女真的成熟时在赫图阿拉。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这种文字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因属初创,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

  在“老满文”使用33年后,即1632年(后金天聪六年)初,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颁令,由达海承担完成了改进“老满文”的任务。

  入关以后,清王朝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及国内颁行的重要文告、文件等必须有满文文本,满族封疆大吏及朝臣要员向皇帝报告军机大事及官场民情,为保密起见,多用满文缮折启奏。清代用满文书写了大量公文,也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此外,还有不少清代保存下来的碑刻、谱书等也都是用满文撰写的,清朝留下来的大量满文史料,作为清朝历史的见证,是一笔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宝贵的民族财富。

  满文记录下东北亚地区文化人类学的珍贵资料。满文通行后成为满汉、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上、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

  4、赫图阿拉时期的服饰文化

  服饰是一种文化符号。朝鲜使臣申忠一于1595年来到建州,他见到的努尔哈赤是 头戴貂皮(帽) ,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人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诸将所戴,亦一样矣。身穿五彩龙文天益,上长至膝,下长至足,皆裁剪貂皮以为缘饰。诸将亦有穿龙文衣,缘饰则或以貂,或以豹,或以水獭,或以山鼠皮。护项,以貂皮八、九令造作。腰系银入丝金带佩 巾、刀子、砺石、獐角一条等物。足纳鹿皮鞋,或黄色或黑色。胡俗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两条,辫结一垂。口髭亦留左右十余茎,余皆镊去。”在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早期贵族的服饰一目了然,从头到脚,从服到饰,从图案到服色,应有尽有,为后人了解当时的服饰情形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努尔哈赤此时的穿戴,很有特色,结合后来清朝皇帝的各种礼服衣、冠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清代冠服制度的原始依据,即原型。

  女真妇女在马背上长大,勤劳勇敢、长于骑射;她们喜欢宽袍大脚,自由自在、豪爽泼辣。她们钟情于圆领、捻襟(大襟)、左衽、四面开褉、束腰、有扣袢、窄袖的旗袍。因为旗袍便于上下坐骑、马上动作,适应骑射的生活习俗。而其左衽和束腰,不仅紧身保暖,利于马上活动,而且使人自然体态得到完美的表现。同时,行猎时,可将干粮、用具装进前襟,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女真女子喜穿长及脚面的旗装,或外罩坎肩。服装喜用各种色彩和图案的丝绸、花缎、罗纱或棉麻衣料制成。有的将旗袍面上绣成一组图案,更多在衣襟、袖口、领口、下摆处镶上多层精细的花边。脚着白袜,穿花盆底绣花鞋,裤腿扎青、红、粉红等各色腿带。女真男人的服饰以长袍马褂为主,妇女服饰以长袍为主,后来逐渐演变为“旗袍”这一风靡至今的女性服饰。

  5、赫图阿拉时期的货币文化

  努尔哈赤建国后,仿明钱制,开小炉铸满文(老满文)、汉文两类方孔制钱,数量无多,随铸随毁,规模较小,时间很短。所铸“天命汗钱”为满文钱,“天命通宝”为汉文钱,系开国钱,关外俗称老罕王钱。此钱为清朝制钱打下了基础,成为满汉文合璧制钱的模式。

  《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考记载:“太祖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元天命寻开局铸钱二品,依古九府圜法制之轮郭外周,钱面作字阳起,一为国书满文,一汉字曰天命通宝。其满文一品,钱质较大”。

  近年出土的有满文(老满文)小平钱、满文折五,当十大钱。努尔哈赤老满文小平钱,略大于汉文小平钱,铜色赤,背无文,钱径2.8厘米、3厘米不等,钱重7克、20克不等,厚薄各异。其钱文书写苍劲奔放,似龙飞凤舞,文字排列似含有“左圆如蟠龙,右方似卧凤,上方主子位,大地生宝钱”的开国之意、建国之风,至今此“天命汗钱”真品也不多见。努尔哈赤的汉文“天命通宝”小平钱,钱文为楷书,十字对读,即通常所说的一上二下三右四左,兴京(新宾)、盛京(沈阳)开局铸造。

  6、赫图阿拉时期的饮食文化

  女真人在赫图阿拉地区定居之后,生活状态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借鉴吸收其他族群的经验,创造了极具特色的饮食文化。由于过去缺少专题研究,至今我们还无法界定满族饮食中哪些是入关以后形成的,哪些是清前时期的创造。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古时,女真人在狩猎时,常用篝火烧陶壶来煮食物吃,塞外天寒,往往边烧边吃,这是火锅的雏形。后来随着金属器皿的广泛使用,使火锅正式诞生。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吃法进一步发展,内容也大大丰富起来。在女真历史上出现过雀火锅、天上锅(飞禽锅)、地上锅(走兽锅)、水中锅(鲜鱼锅)、渍菜白肉火锅等。

  7、赫图阿拉时期的农耕文化

  由采集、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到以农业为主,达到粮食自给有余,这不仅标志着生产力的提高,更推动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女真人在浑河上游山区赫图阿拉时,已经从事农业生产。据萨尔浒战后被俘的朝鲜人亲眼所见:“自奴酋(指努尔哈赤)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卖买)、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女真人进入浑河平原地区后,以“计丁受田”为标志,农业生产成为满族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的“计丁授田”对象,既有八旗兵丁,也有奴仆壮丁。这种计丁授田分配土地的目的,是为了将满族人民与土地结合起来,以保证兵源和军备供应。真正在土地上实施农耕的八旗兵丁并不多,主要劳动力是被掠夺来的汉族和朝鲜人。如正白旗士兵姚塔,“有庄田二,在撒尔湖地方,离本牛录屯另住。被明兵犯境,掠去满洲一名、汉人二名、汉妇人三口、牛一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普遍兵丁,相当多的人也是采取庄田形式来组织生产的。

  8、赫图阿拉时期的器物文化

  器物的型致,文饰,图案都是文化标志。赫图阿拉时期所使用的许多极具特色的器物有很多。入关之后,有些器物带入关内,而有些随着满足社会发展以及与汉文化的融合,已不常用。如海螺号,这是女真人普遍使用的传统器物。历史上,它最常用的场合是战争,其作用就像现代军队使用的军号。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平日为民,战时为兵,靠的就是海螺来指挥调动。1623年四月初九,努尔哈赤颁布命令,明确规定:汗门树纛(旗),有官职的到汗门集合;树红纛并吹海螺,是有敌兵来犯,旗民披甲执兵(兵器),去各自村头等候。

  清朝入主中原后,随着对汉文化的接受,逐渐放弃了早期使用的一些器物。到了清中期,战争中已经听不到螺号声。海螺更多的是用在祭天仪式和一些隆重的典礼上,纵使与战争有关,也只是在出征和凯旋时,礼仪式地吹一吹。

  史料记载,到乾隆年间,海螺已由最初的军器、随后的礼器升级为神器。西藏班禅喇嘛曾向乾隆皇帝进贡了一个白色右旋螺,被乾隆皇帝封为“定风之宝”。类似的器物还有很多,像 扒火盆、摇篮等等,值得深入研究。

  9,赫图阿拉时期的民俗文化

  当完成了女真统一和大金王朝的建立这两大历史任务之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商品经济的出现,女真人的民俗文化也发生了带有根本行的变化。过去信仰单一的萨满教,后来开始信仰佛教、喇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过去由于生产力低下,没有剩余,所以没有发财的欲望,后来也开始信仰财神。过去满汉对立,后来又虔诚地供奉关公,每当出兵攻打明朝的时候,还要虔诚的去请示关老爷。对萨满教也进行了改造,淘汰了“背灯祭”等不良教仪。

  10,赫图阿拉时期的包容文化

  最大的包容是剔除保守,容纳百川,充分利用汉人,吸收汉文化。他能把赫图阿拉的奴隶范文程等人及时委以重任,把汉族大才子龚正录推到高位,对落后的女真文化,进行大跨度地改造,于是大金的社会性质,文化主流以及领导层的战略思想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

  满族是民族共同体,“清源文化”也是共同体文化。它属于女真人,也属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多元的。汉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汉族文化,清源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满族文化。“清源文化”不仅吸纳了汉族儒家的传统文化真谛,更吸收了汉族文明的精髓。

  三、提出“清源文化”概念的现实意义

  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清前史,就无法忽略清源文化概念。清源文化是清朝文化的根基和起点,见证了清朝文化酝酿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是清源文化绝不等同于清朝文化,前者是是过渡文化,区域文化,特色文化,是清朝文化的酵母;而后者是女真(满族)与汉民族等深度融合后的所产生文化。

  清源文化也有别于满族文化。如果说1635年女真人华丽转身便成了满洲族,那也就意味着清源文化的历史终结。这种文化区分不是对女真文化进程的刻意切割,而是满洲族从此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文化时代。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满族故里”缺少色彩斑斓的满族文化果实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点,清前史研究者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清源文化其实就是清前文化。我们认为,清源文化与清前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属于不同的文化定位。前者是以文化类型定位,而后者是以历史阶段定位。“清源”的定位更加清晰、具体;而“清前”的概念相对模糊、广泛。

  抚顺作为“满族故里”,近些年来,在弘扬满族文化、打造特色城市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连续多年进行的“满族风情旅游节”,虽然对传播满族文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这种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比例。再比如抚顺对清前史研究,成果突出,但影响有限。导致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抓住地域文化的根本核心。抚顺是满族的故乡,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满族文化不是固态文化,是一种在多民族文化融合中动态发展的文化。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族,仅仅9年之后,清军就入主中原,这一历史进程加快了满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换句话说,满族文化的繁荣与扩散,却是在入关之后。所以,抚顺是满族故里,但并不是满族文化繁荣的大本营。

  而清源文化代表着清朝前期的抚顺地区历史,更代表着抚顺人历史上的骄傲。抚顺人应该把清源文化当作一种“地母文化”来看待、欣赏和研究,并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少有的那种历史情缘与400多年以前的“清源文化”相联系。

  重视清源文化的研究与探索,可以避免研究者把自己束缚在所谓的纯粹的学术研究中,从而打开“学以致用”这扇历史之窗,将清前史研究及“清源文化”研究同振兴家乡文化,启迪地方人文心境,思考经济腾飞之路相贯通。抚顺人应该了解,400多年以前,在抚顺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一往无前,勇于拼搏,敢为人先的族群,他们没有固步自封,没有自以为是,而是大胆改革、大胆创新、大胆融合、大胆包容,敢闯,敢干,敢冒,不守旧,不守俗,以超常的胆识和谋略,令人敬佩的机智与果敢,一步步甩开蒙昧,向文明靠近,向先进靠齐,最终走向文明与强大,创出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女真人,这就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清源文化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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