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仲丹临危受命重建满洲省委
由北向南看抚顺的西露天矿坑。
当年的露天矿。
工人在把头监督下挖煤。
1930年初,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经历了一个重要考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对国际革命形势还没有全面认识的情况下,提出了一系列的“左”倾盲动的冒险错误主张。在这种错误主张的指导下,当年中共中央撤销满洲省委,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的总行委决定以抚顺为中心开展地方武装暴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后,及时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抚顺地方武装暴动计划也随之取消。在此期间,很多优秀党员都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抵制,做出了很大努力,林仲丹就是其中一位。
【原名林育英,又名张浩,林彪的堂兄,湖北黄冈人。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一位资深领导人。1930年两次以特派员身份赴抚顺指导工人运动,在此期间兼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30年11月11日晨,在从抚顺返回沈阳的列车上,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对其施以酷刑,百般折磨,但林仲丹始终没有吐露一点机密。1932年1月被营救出狱。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
冒险的暴动计划
在繁华的北市场,坐落着一片低矮的建筑群,虽然被周围的高楼大厦遮挡,但是这丝毫也没有盖住它在历史上发出的光芒。 5月20日,记者来到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正门因为正在翻修而关闭。
在纪念馆简陋的会客厅里,馆长张旭东告诉记者,1930年成立的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计划发起的抚顺武装暴动计划其实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抓住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连续取得了一些胜仗。而这种胜利却无声地滋长了党内“左”倾情绪。张旭东说,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权,于是开始加紧推行“左”倾冒险行动计划。计划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在主要城市进行武装暴动。
省党史学会理事张璐告诉记者,虽然当时在中共满洲省委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对李立三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抵制,但中央却对满洲省委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 1930年之后,刘少奇被调到上海工作。
张璐说,刘少奇走后,李子芬接替成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李子芬带来了一整套的“左”倾指导方针。他传达了“五一全国总示威运动”的指示,提出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在满洲的产业和政治中心地区,如哈尔滨、奉天、抚顺、大连等地,要组织广大群众的政治罢工和政治示威。在有群众基础的农村地区,也要开展示威和集会活动。
张璐说,这个充满“左”倾盲动主义的指示,成为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对敌斗争的指导思想,给中共满洲省委和辽宁党的工作造成极坏的影响。
为了革命假冒夫妻
1930年4月12日,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被捕叛变,这使中共满洲省委遭受到严重破坏。党在沈阳的工作一度停止。此时林仲丹同志被派到沈阳暂代省委书记的工作。
当林仲丹来到沈阳的时候,这里依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敌人仍然在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为了尽快恢复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林仲丹四处奔走,在5月下旬建立了临时省委,他任临时省委书记。杨一辰任组织部长,赵毅敏任宣传部长,王鹤寿任团省委书记,凌沙任妇委书记,廖如愿任省委秘书长。
新省委成立后,林仲丹分析了上届省委遭受破坏的原因,总结了党在白区,特别是在满洲地区开展地下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到沈阳皇姑屯火车站和奉天兵工厂及抚顺煤矿等地指导基层党员、团员开展工作。
而在此时,对林仲丹工作起了很大帮助作用的是他的妻子徐克峻。
徐克峻,1902年出生在云南,自小受家庭熏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广州、江西等地进行革命工作。
1929年徐克峻调到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工作。张旭东说,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还由刘少奇同志担任。徐克峻在秘书处的时候,白天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秘密进行工作。徐克峻负责收发中央和哈尔滨发过来的文件,同时还负责与郭尊三、宋小波等人接头,省委秘书处就利用他们的职业与地址作为省委通讯处。
1930年3月底,刘少奇同志被调回中央,省委书记由李子芬担任。他上任后不久,4月12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会议,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被捕叛变。这致使满洲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及团省委书记、军委书记都遭到逮捕,只有省委秘书处没有受到破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徐克峻及时向中央报告省委被破坏的情况和自己的工作。中共中央在了解到满洲的情况之后,指示徐克峻暂时还没有人能够到满洲省委主持工作,让徐克峻主动联系在哈尔滨做工会工作的林仲丹到奉天暂代省委书记。
1930年5月,林仲丹回到奉天主持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徐克峻便与林仲丹以假夫妻的名义来掩护革命工作。后来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同意二人结为正式夫妻。 1930年,中央调陈潭秋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林仲丹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此时林仲丹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在基层工会开展工作。 11月11日,林仲丹到抚顺开会,在回来的路上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为了营救林仲丹出狱,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上决定让徐克峻做互济会工作。徐克峻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家属的名义请律师,对当局非法禁锢林仲丹一事重新提起申诉。当时碰巧赶上伪满政府溥仪登基,发布大赦令规定未判刑的人一律释放,已判刑的人100元赎一年。当时省委条件非常艰苦,徐克峻在郭尊三、宋小波的资助下,花了几百元终于将林仲丹营救出狱。
【密档解码】
满洲省委被撤销始末
1930年4月5日,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为与之抗衡,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外围组织抵制这个大会,计划在追悼会会场外召开群众会议。但是由于来的人太少,会议没开起来。
张旭东说,由于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为了显示革命力量,活跃在奉天的共产党员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实现与敌人的对抗。于是他们派少数的党员、团员和进步群众进入会场,在会场对追悼活动进行破坏。
1930年4月12日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举行国民常识演讲会,会上请留美回来的苏上达介绍“泛太平洋会议”的情况。得到这一情报后,中共满洲省委通过在国民外交协会当秘书的地下党员郭庆芳得到几十张会议入场券,派赵尚志、杜兰亭和陈尚哲等人出席会议,并在会场开展反帝宣传。
会上执行主席作了简短介绍之后,就请苏上达上台讲演。就在这时,赵尚志跳上听众席第一排的长凳中间,面向群众进行演讲。他在演讲过程中,痛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残杀工人、学生的罪行。而此时与他一同进入会场的中共满洲省委人员趁机撒下 《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传单。在会场上,对赵尚志等人的行为,除了反帝大同盟的与会人员作出回应外,其余的大部分人都默不作声。
由于赵尚志等人的行为过于明显,惊动了宪兵队司令部。赵尚志、杜兰亭、陈尚哲3人被抓到宪兵司令部。在对3人刑讯逼供的过程中,只有赵尚志经受住了考验,杜兰亭和陈尚哲两人叛变。这给中共满洲省委造成了极大破坏,杜兰亭和陈尚哲带着敌人到处搜捕革命人士。
张璐说,在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在奉天的省委委员只有王永庆一人没有被捕,这使得我党的活动一度被迫停止。
1930年4月28日,廖如愿受党中央的指派,到达奉天,进行恢复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会议于5月2日在奉天小南边门外的一个偏僻的地方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员有林仲丹、杨一辰、唐宏经、廖如愿、刘昆、孟坚。会议决定由林仲丹担任临时省委书记一职。但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被警察发现,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又全部被捕。张璐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左”的思想对我党工作造成了多大破坏。而之后8月6日召开的会议所作出的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的决定也给我党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
提出以抚顺为中心的武装暴动
张旭东说,总行委成立之后,详细讨论了中央的“六一一”决议案,于是制定了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暴动计划。
抚顺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主任王平鲁告诉记者,之所以要选择抚顺作为暴动的中心,是因为抚顺煤矿工人的政治同盟罢工已经成熟。当时抚顺煤矿有十多万煤矿工人,具有实现暴动的客观条件。在抚顺进行武装暴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抚顺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建立抚顺地方苏维埃政府,建立红军。另外还要在抚顺地区马上成立八大矿山赤色工会,在此基础上组成抚顺煤矿工人总工会。
王平鲁说,当时提出的武装暴动计划过于激进。甚至还提出要进行抢衣抢粮等斗争,并选拔积极分子组成纠察队、赤色先锋队等进行武装训练。
而为了促使抚顺武装暴动能够成功,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从1929年末到1930年初,在中共抚顺特支的组织和发动下,抚顺工人运动蓬勃开展。当时的抚顺工会会员规模已经发展到450人。
为了配合抚顺武装暴动计划的进行,1930年8月下旬,中共满洲总行委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中共满洲总行委的15名总行委委员有3人是在抚顺工作过的。王平鲁说,在“左”倾思想路线的影响下,中共抚顺特支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抚顺的斗争形势是一触即发。
为了配合抚顺武装暴动计划,中共抚顺特支在抚顺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工作,油印了大量的传单标语。中共抚顺特支的党员,还到工矿、街道和公共场所去贴发传单。“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王平鲁说。
在中共满洲总行委和抚顺特支的发动下,抚顺工人的革命情绪高涨。 1930年8月,抚顺地区的所有矿区都建立了工会组织。为了发挥工会组织在执行武装暴动计划中的作用,抚顺工人联合会于9月7日在万达屋矿区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抚顺工人联合会简章草案》、《抚顺工人斗争纲领》、《抚顺工人迫切要求》等文件。
王平鲁说,为了实现武装暴动计划,中共抚顺特支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利用仅有的一台油印机,印刷宣传口号和传单标语,到工厂、矿山、街道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去散发、张贴。1930年10月15日,抚顺工人联合会还创办了机关刊物 《抚顺工人》。 “这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在抚顺有了工人的支持和舆论阵地。”王平鲁说。
暴动计划被撤销
王平鲁说,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确定的以抚顺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计划,是“左”倾盲动路线的产物。它的制定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
1930年9月24日至27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停止李立三等人组织全国总起义和命令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各级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
1930年10月24日,参加完会议回到沈阳的林仲丹,在中共满洲省委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内容,并决定撤销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满洲省委。林仲丹通过会议致信抚顺工友,告诉他们如继续坚持当前斗争,在策略上必然要犯重大错误,因此取消了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武装暴动计划。
通过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满洲省委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使党在东北的工作又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省委扩大会议之后,代表们分别奔赴各地贯彻落实会议决议。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的奉天市委,清原、抚顺、大连等地的党组织都得到了恢复,同时还新发展了40多个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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