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5)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的30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复、海、盖4卫交出的无主田万日，按照丁口授与满汉人户。当时规定：每1丁男，种粮田5日，种棉田1日，并且每3个丁男种官田1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1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公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地所收，则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计丁授田”制度表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基本上采取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这一时期，为了增加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下令除小贩、工匠及乐人外，其他一切闲杂人，均去各自的田庄种地，没有田庄的人，亦要去垦荒耕种。这样就使后金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丁男13人、牛7头，编成1庄。种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为丁壮的衣食来源。这些编庄分派给女真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首领，一备御给予一个编庄。在这些编庄上从事生产的壮丁实际上就是女真各级官员的农奴。

　　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满汉人民固定在土地上，为后金政权提供大量的劳役地租。因此，努尔哈赤统治的辽沈地区。曾一度出现“谷物丰足，粮库充裕”的局面，从而为后金对明王朝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这对原来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来说，把他们降到“农奴”的身份和地位，当然是一次灾难，对辽东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一次大破坏。但是，对于后金社会发展来说，则促进了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历史的进步。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即位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实行了“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的政策，规定每备御只给壮丁8名、牛2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可信任的汉族官员进行统治。这样，相当一部分汉族壮丁摆脱了农奴的身份和地位，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还制定了“离主条例”，大量地解放奴隶，推行新的剥削方式，提高了奴隶的地位。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一再强调要“勤治农桑”，以重本务。他极力制止各种滥用民力的徭役，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大凡“工筑之兴，有妨农务”[15]的，一律下令停止。对于滥役民夫，致妨农务的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官员俱要治罪。皇太极一再下令，不准误违农时。他认为：“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出耶?”[16]早在天聪四年(1630年)春天，皇太极下令出示榜文，不准烦劳耕种的汉人，“令民安心农业”[17]，保证了春播的正常进行。

　　皇太极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下令禁止践踏禾苗，不准屠杀耕牛和马匹。对践踏田禾的人“重则射之，轻则鞭之”[18]；对于猪、牛等牲畜踏践田禾，主人将受到罚银钱的处罚。耕牛和马匹是当时主要生产工具，明令不准宰杀，违禁宰杀耕牛、马匹等大牲畜，不仅要处以应得之罪，还要罚银钱，即使是大臣及达官显宦亦莫例外。皇太极劝谕臣民要善加孳牧，以致繁盛。

　　此外，皇太极时期比较注重耕作技术的改进，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提倡“各因地利”，即种庄稼应该因地制宜，主张低洼潮湿的土地应种植水稻高梁，地势高而缺水的田地应种植杂粮。

　　总之，进入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从总体上看，是促进了女真社会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别是皇太极时期的重视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较为明显的成效，基本上保证了满汉军民的粮食供应。甚至天聪六年(1632年)农业歉收，辽沈地区亦“未致于饥馁”[19]。农业的发展为后金对明朝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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