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对辽东汉区统治探微(7)

　　努尔哈赤军队进入辽东以后，许多汉族人民在城陷地失之后，纷纷离开祖居之地，扶老携幼，逃往他乡，甚至成村、成地区地逃亡。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后金军队攻陷抚顺，汉人纷纷逃亡。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攻取开原时，城堡村屯四五万居民弃家南逃。又如连山关一带汉人，在后金军队攻来时，男40人、女20人，驱赶马18匹、牛5头和驴2头，集体外逃[23]。再如，夹山河村20户居民，男女共80人，因无法忍受后金政权的统治，集体密议外逃，结果因有人密告未成。当时逃亡的汉人，或从陆路逃人关内，或由海路进入山东，或遁人海岛，亦有不少逃入朝鲜境内。当时金州卫、复州卫等辽东半岛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在后金军队攻来时，仅逃亡朝鲜的就有2万多人。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沙安峪等四村汉人3000余人逃往明境，结果被驻守的后金军队发现，尽杀其男，以子女作为俘获。对于汉人的逃亡，努尔哈赤处治极严，不仅逃亡人定为“逃罪”，即使容留逃亡之人，亦定为“盗贼”之罪，一并作为俘获，籍没为奴隶(阿哈)。即便如此，．逃亡斗争仍连绵不断。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题奏，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失守后，辽东汉民逃人关内者多达280多万人[24]。

　　除了逃亡之外，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更是从未停止过。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队攻打辽阳，遭到广大汉民的激烈反抗，史载：“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25]。天命七年(1622年)，广宁附近山区居民3万余人据守山寨，拒不降金。其中规模最大的反抗斗争发生在辽南的复州城。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汉人实在无法忍受后金统治者的杀戮和剥削，一万多人高举义旗，起来进行抗暴斗争。努尔哈赤派其子代善、德格类等率兵2万人前往镇压，扑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此外，当时在长山岛也发生反抗斗争，莽古尔泰亲率2000精兵前往镇压；在岫岩、镇江(均在今丹东市境内)也爆发了激烈反抗斗争，失败被俘的汉人近2万，可见反抗斗争的规模已经很大。至于辽河以西的汉人反抗斗争更为激烈，难民逃亡人关者达百余万，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一带汉民不断暴动。其中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他们拒绝“剃发”降顺，聚数以万计的群众据守十三山以自保，努尔哈赤派兵围困十三山，李永芳亲率军队攻取，皆不能攻克。十三山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誓不降后金，最后趁夜黑，七百余人潜下山突围，为了防止婴儿啼哭而暴露目标，宁肯扼杀婴儿。

　　暴力反抗斗争之外，投毒谋杀后金官兵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斗争形式。努尔哈赤军队占领辽阳后，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水井中投毒。以后又陆续发现向盐中投毒，用毒药养猪出售。为此，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禁止吃当地宰杀的猪肉，饮水和食盐要仔细察看，以防中毒；甚至对于买来的瓜果蔬菜，以及鸡、鸭、鹅等也要严加检查。鉴于中毒事件屡屡发生，努尔哈赤下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姓名刻于石、木之上，立于店前。购置食物的八旗官兵，要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发生中毒时追查，并禁止摊贩沿街流动出售。努尔哈赤巡视海州时，在衙门举行宴会，也发生8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谋害努尔哈赤的事件。

　　皇太极时期，尽管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汉人反抗斗争仍旧十分激烈。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三等梅勒章京高鸿中等11名官员下属汉民，逃亡者占25％一50％，多的逃亡300多人，合计共逃亡2211名[26]。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驻守海州、盖州等八城官员伊勤慎等，查获逃亡人数1329人[27]。除逃亡斗争而外，暴力反抗斗争亦连绵不断，“盗贼蜂起，乘马杀人行盗”者有之，“盗马牛，杀人为乱”[28]者亦有之。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统治者的残酷统治。

　　除了汉人的反抗斗争外，满族(女真)的下层劳动人民亦不甘于满族贵族的统治，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仅天聪五年(1631年)皮岛驻军的满族士兵逃亡就达数百人。崇德元年被关押的满人330丁、1756口，逃亡吉林，以求生路。

　　对于满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采取了残酷的屠戮政策和严刑峻法加以镇压，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愈演愈烈，最后迫使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也正是满汉人民的这种反抗斗争，才推动了满族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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