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5)

　　马克思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44)]。建州女真的奴隶制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揭示的这一普遍规律的。奴隶制正是从现代家庭的萌芽时开始的。它包含着隶属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内奴隶，也包含着被酋长以部落名义占有的家庭的奴隶。这种有家庭的向部落提供徭役或产品的奴隶，其隶属形式很类似农奴，所以马克思用了农奴制一词，它是和中世纪的农奴制不同的。这种依附的小农，它在建州女真社会中即是早期的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又是“后来的农奴的先驱”“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建州女真社会的这两种奴隶占有形态，就是建州女真奴隶制社会的阶级对立的具体形式。

　　原始社会的部族，一般是在征服的过程中进入奴隶社会的。当然，征服是不会创造出新的社会制度来，因为暴力不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和改变的根源。只有在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前提下，征服做为一个必要条件，才能促进从原始公社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建州女真人进入阶级社会，尽管有些具体的特殊性的一面，但是，基本上仍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仍然是其社会内部，在向奴隶制过渡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前提下，掳掠邻人的过程中，才促使其发展成为奴隶制社会的。

　　女真人在中国东北地区东部长白山脉的山地之中，他是生长繁衍在“高山峻岭，带江连排”，所活动的地方都是“山路险恶，骑不并行”[(45)]。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女真人世世代代“以射猎为生”，渔猎经济，从来是其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46)]“畜牧的形式，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47)]。女真人从来没有从森林区域走出，来到水草丰盛的草原，所以也就不可能分离出来游牧部落。女真出名马，历史上早已著称，建州女真的部落都养马。如李满住直辖部落，“率三十余户居焉，常养马十二匹”其岳家蒋家(李张家)在婆猪江南岸，“率三十户居焉，常养马十四匹”，马是建州女真的生产工具。马对于女真人来说，和牛、羊对契丹、蒙古等族来说，是不同的。不是其生活资料。30余家仅12匹或14匹，每家不足1匹。这和鄂伦春人的狩猎经济相验证便可证明了。鄂伦春人也养马，以马为狩猎的工具，但不能因有马，就认为是游牧民族，而仍是狩猎民族。建州女真也是如此。建州女真不能分离出畜牧经济，其社会内部也没有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因之也不可能在女真社会内部“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48)]。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下，自然条件的单一性，长期地决定了建州女真的生产方式的单一性。

　　明代前期，建州女真受汉族和朝鲜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这在建州女真的生产工具上表现特别明显。“往时野人屈木为镫，削鹿角为镞，今镫镞皆用铁”，“野人处亦有炉工冶匠”[(50)]。建州女真社会也出现了农耕，明朝对建州女真的供应物品中就有铁铧一项[(51)]。明朝政府准许建州女真“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52)]，允许“建州女真等卫野人头目”由北京返回本卫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53)]。宣德八年(1433)朝鲜的边将崔阎德进攻建州卫，在其缴获中，有铠甲、角弓、铁镞、环刀、枪刀、鼓、马鞍、弓袋、以及牛马等。其中大量是铁制兵器[(54)]。建州女真人在婚娶聘礼中“婿家先以甲胄弓矢为币”[(55)]。

　　上面所列举的材料，都说明建州女真社会到明初其生产力已发展到铁器时代，并且有了很精锐的农具和军械，耕作是铁铧牛耕，战争是弓矢枪刀，但是，渔猎仍是主要的经济部门。《李朝实录》记载建州女真狩猎的情形是：“其渔猎之时，则自三月至五月，又自七月至十月，人数多不过三十，少则不下十余。……或曰：野人渔猎，率以二十余人为群，皆于郁密处结幕，每一幕三、四共处，昼则游猎，夜则困睡”[(56)]。一个酋长，率领所属部落各家的“壮丁”，分为若干幕，进行狩猎。后来满族的农幕，应该是从这种猎幕演变而来的。上述史料足以说明建州女真人的狩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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