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7)

　　建州女真社会仍处于野蛮阶段末期，充分保留着民族部落组织的形态，特别是狩猎经济的生产方式，又在许多方面突破了氏族制度。在较发展的生产力的条件下，先进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先进的农业生产方法，通过被掠去的劳动力，掺杂到建州女真社会中去，形成了建州女真社会的奴隶制度。一方面是女真人奴隶主阶级的狩猎经济，一方面是汉人、朝鲜人以及其它族人的奴隶阶级在从事农业经济，而这种奴隶制必定发展迅速，是“早熟”的奴隶制。在明代前期史料中，还找不到关于土地私有的材料，这是由于女真人是建州女真社会的统治者，他们是狩猎经济，从事农业的奴隶要从属于狩猎，所以虽然已有“室庐”定居，但各家各户仍无私有土地。朝鲜政府收买的奸细童豆里不花的报告，很可用以理解这一问题；“若夫兀喇之南农业之人，则必是牛只鲜少者，不能垦所田而为熟田，出居于此也”[(66)]。女真一般应随狩猎而转开新田，来这里“熟田”耕种，是由于缺少牛力，“不能垦新田”，才不得不“出居于此”。建州女真此时很可能仍处于随着狩猎迁徙，常常弃熟田，垦新田的状态，狩猎经济妨碍着土地私有的发生。农耕已经发展了，可是占有土地的观念和制度还没有形成。

　　在这种“早熟”的奴隶制度的社会里，那种“依附的小农”式的家庭奴隶是“后来的农奴的先驱”，它在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会迅速地向封建的生产方式发展，较迅速的转变为封建关系的社会形态。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认为明代初期，即从明初到明正统年间(1436—1449年)前后，为建州女真形成时期，建州女真社会应为奴隶制社会，它不是“氏族社会末期”的社会，也不是“封建制的发展”时期。

　　注：

　　(1)(2)(6)(8)(9)(23)(29)(30)(31)(32)(33)(34)(35)(38)(41)(44)(47)(49)(61)(6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8、54、160、89、145、52、52、53、54、52、153、153、146、153、53、31、156、160、104页

　　(3)《李朝实录》成宗六年(1475年)二月戊申条

　　(4)同上书，成宗十六年(1485年)十二月壬午条

　　(5)同上书，中宗十二年(1517年)十二月乙丑条

　　(7)同上书，世宗六年(1424年)十二月庚申条

　　(10)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11)(12)《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1433年)四月乙酉条

　　(13)同上书，文宗二年(1425年)四月癸未条

　　(14)同上书，世宗十三年(1431年)十二月癸巳条为83人，世宗十五年(1433年)闰八月壬申条为130人，十一月乙巳条为354人，计566人

　　(15)同上书，世宗(1423年)四月乙亥条：建州左卫有“正军一千名，妇人小孩共625名”，计七千人。又据世宗六年(1424年)四月辛未条：“都司李满住率管下……一千余户”，按每户六、七人，丁(正军)一人，也应为七千余人，所以估计建州女真在1423年时人口总数为15000左右。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甲戍条：李满住管下一千七百余户，充尚(童仓)甫下土管下共六百余户，计二千三百多户、每户按七人，也是一万五、六千人。

　　(16)《李朝实录》世宗三十年(1448年)五月甲申条：“议政府，据礼部呈申，投他野人等，受赐奴婢，交易奴婢，妻家奴婢，率归本土，甚为不便，痛行禁止，从之。”关于赏赐奴隶，朝鲜政府有之，还没有发现明朝政府赏赐给建州女真奴隶的记载，交易奴隶或写作贸易奴隶”“贸易之人”(同上书，世宗十八年己未条)系通过买卖方式获得奴隶，妻家奴隶，即陪嫁奴隶。同上书，成宗十四年十月戊寅条关于建州女真风俗条中有所记载。

　　(17)《李朝实录》世宗八年(1426年)六月丁丑条

　　(18)同上书，世宗十四年(1432年)十月壬辰条，十六年(1434年)八月己未条

　　(19)同上书，世宗十六年(1443年)八月癸亥条

　　(20)同上书，世宗十九年(1437年)二月庚寅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