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上)(11)

　　自《太祖武皇帝实录》写定之后，有关满洲起源的传说，在某些细节上仍继续随着故事传承者历史知识的变更而不断地被加以修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布库里山的地理方位，在康熙重修本太祖实录里由“长白山之东北”再变为其“山之东”。由穆克西科版本推断，布库哩雍顺的出生地点相对于长白山的方位，至此完成了180。的大转向；不仅如此，它现在也更进一步贴近长白山了。我们知道，康熙帝派人探察长白山，接着又遣专使向山神致祭，就发生在此前七八年。上述文本改动，为康熙时开始的将长白山列为“祖宗发祥之地”来予以崇拜的国家仪制，提供了某种更合理的历史解释[46]。

　　其二，对于从长白山流出的鸭绿、混同、爱滹三江，尤其是对长白山本身的描写，则从写实而逐渐走向对其神圣气氛的强调喧染。《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叙述较近平实：“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康熙时修定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对这段话略有修剪：“三江多产珠宝。其山风劲气寒。每夏日，环山之兽毕栖息其中”。到了经乾隆时再修定的《太祖高皇帝实录》，不但对长白山增加了“树峻极之雄观，萃扶舆之灵气”的描写，而且还将原先的有关文句改写为：“三江孕奇毓异，所产珠玑珍贝，为世宝重。其山风劲气寒，奇木灵药，应候挺生。每夏日，环山之兽毕栖息其中。”[47]乾隆文本反映出，自康熙朝对长白山崇拜的仪制化起始，清政府“构建”满洲“圣山”的过程到这时候已臻于完成。

　　其三，在乾隆后期修成的《满洲源流考》里，被称为“本朝始祖定居之地”或“国家始兴之地”的鄂多理城（按即前引《太祖实录》中的“鳌朵里”），又进一步被移动了位置。

　　《满洲源流考》虽仍沿袭旧有史文称“始祖居长白山东俄莫惠之野鄂多理城”，但紧接这句话之后却又写道：“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48]编者明明已把城址搬迁到长白山的西北方向，却照录旧说，不过改易“东南”之语为“东”而已。这样的事发生在考据学已甚为风行之日的一部钦定著作中，简直令人不可置信。但是清廷自建都北京后，“历顺治至康熙朝，关外故老无存”，以至康熙说出“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这样的话，由此可知满人对关外边缘之地实已不甚了了。更重要的是，亦如孟森所说，“建州卫三字为清一代所讳”，满洲先世之史绝不敢被汉人置于考据的对象范围之内。这样看来，乾隆朝御用文人“转求”鄂多理城于“长白山西，以兴京为根柢，约略指定，遂谓俄谟惠在今敦化县境”，也就不难理解了[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