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上)(4)

　　在努尔哈赤兴起时，诸申的集体身份意识，甚至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对语言、冠服等共同文化因素的体认。努尔哈赤曾说：“满洲与叶赫均一国也。”把满文文本中的这句话直译过来，是为“叶赫与吾等岂是别样的满洲人众”（yehe　muse　encu　manju　gurun　kai）？此语的蒙文对译则作：“叶赫与吾等二者乃是同一obuk的民众。（”yehege　bida　hoyar　nigen　obuktu　ulusbülüge）[21]在另一处，《满洲实录》提到某个投明后又归降本国的人，称他为“我国人投明为千总之石天柱”。其中“我国人”之语满文写作jushen　giran　i（“诸申giran之…”）。今西春秋认为，这里的giran不外乎同族的意思，所以他将此语对译为“满洲族的”。其相应的蒙文对译作“满洲obuk的”（manju　obuk　tu）[22]。值得注意的是，蒙语的oboq是指一个互相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如果实录的蒙译者满文的理解没有偏差，那么在当日诸申集体身份意识里，可以说已经产生了某种共同族裔的观念，尽管它还相当微弱和模糊。

　　一直到努尔哈赤的时代为止，与建州女真相比，扈伦四部所受到的蒙古文化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他们曾经与东蒙古结盟以攻击建州部。叶赫部的首领家族还一向保留着来源于蒙古土默特部的祖先传说。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出自该家族的古鲁克和杭高等人才会往投蒙古；而在林丹汗溃败、两人率残部复归满洲后，又会受皇太极之命统领土默特蒙古。但是无论如何，叶赫、哈达等部无疑仍属于诸申共同体的一部分。柯娇燕断言，“从十五世纪晚期以往，乌拉和叶赫成为很大的扈伦部落联盟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人都被建州女真叫作‘蒙古人’，并视其为异邦(foreign)”[23]。但她似乎无意列举出最起码的根据来证成自己的这一惊人见解。

　　从有关清代前史的研究我们早已经知道，明末诸申社会内占支配地位的归属意识，乃是以gurun，即“部”或“国”来划分的政治认同。在这个层面以下，从“哈拉”中分化出来的血缘集体“穆昆”乃至“乌克孙”，也是诸申百姓确认自己身份归属的一个基本尺度。本文想探讨的，则是诸申百姓对存在于“部”或“国”的层面之上的那个共同体之主观意识的具体形态。他们对这个松散并充满对立与冲突的部落聚合体的集体身份认同，似乎滋生于对其共同语言及冠服等文化形式的感知；与此同时，其认同的内涵也已显现出某种超越上述感知的迹象。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在诸申的集体身份意识中，并不存在对金元女真的历史记忆这方面的内容。这一点似乎有助于说明，努尔哈赤时期接续女真历史的最初尝试，为什么基本没有触及诸申内部“族群认同”的层面。

　　在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十月禁用诸申一语的本意之前，它一直保留着作为明辽东边外整个女真语共同体的自我称谓的涵义。满文老档把天命年间的努尔哈赤叫作“诸申人众的英明汗”（jushen　gurun　i　genggiyen　han）[24]。老档天聪元年三月三日的叙事中有“满洲之书一通”，据其祖本《旧满洲档》的相应部份，此处“满洲”原来写作“诸申”。《旧满洲档》中的“诸申”在老档相应叙事中被修正为“满洲”者，远不止此一例证[25]。可见这一称谓在当日之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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