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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下)(8)

2013-10-02 20:35 网摘 作者不详 2317
从康熙时代开始,对“满洲”共同体的界定方式,还出现了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布库哩雍顺的地位,由原先所称皇始祖而在康熙本的太祖实录里一变为“开基之始”,大清的始祖地位现在被钦定给努尔哈赤的七世祖都督孟特穆。今天看来,努尔哈赤的祖先世系中,似乎只有他的父亲塔克世(塔失)和祖父觉...


  民族现代论最值得注意的贡献,在于它相当敏锐地觉察出,民族具有被人为地从主观上加以构建的属性。但是另一方面,虽然现代论者在探讨现代过程如何激发出民族认同意识时所强调的侧面各有不同,他们都一致把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潮同样地看作是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产物,认为它们几乎没有任何前现代的根源。这就导致另外一些学者试图与原基论与现代论“这两种都显得太过绝对的相反主张同时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既不能同意说民族的原基性归属感具有天然性、普遍性,并只能被动地反映既已存在的原基联系,而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不过是前现代已成立的那些原基联系及其意识的扩充或最新版本,也不赞成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与前现代社会中的相应历史单元和历史情感之间存在着完全的断裂[89]。

  遵循这样的思路,史密斯为辨识前现代的民族提出了六个主要尺度,即专门的名称、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某些共同文化因素、与某个“故土”的联系、至少存在于其精英成员之中的某种一体同心的意识[90]。史密斯把前现代民族称作“种族”(ethnie)。他指出,现代民族未必都有其“种族”的历史前身,但确实有不少现代民族是以一个强大的、内在一致的种族作为其核心建立起来的。那些缺少此种核心的现代民族如果要继续存在下去,也必须“重新发明”它。“这意味着去发现一个可能重新构建的适用而有说服力的过去,以便将它重现在其成员以及局外人之前”[91]。

  既然如此,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别种族与现代民族呢?史密斯回答说:“虽然种族与现代民族都有共同专名、神话和共同记忆等因素,二者的重心所在却不相同:种族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共同祖先神话和历史记忆来界定,现代民族则由其所据有的历史领土及其大众的公共文化和共同法律来界定。一个民族必须占有它自己的故土,一个种族却不必定如此。”[92]

  乍看起来,史密斯的种族六尺度与著名的原基论代表吉尔兹概括的六种原基性联系,亦即假想的血缘联系、人种、语言、活动地域、宗教和习俗[93],颇相接近。史密斯以及阿姆斯特朗曾被其他学者认为是持原基论立场的“两个最为显著的典型人物”[94],也许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小心比较两种论述便不难发现,史密斯的考察重心,定位于群体内的共同归属感这种主观意识的生成发育,而原基论者恰恰是把关注焦点从前者转移到了那些“原基”联系本身,实际上很少甚至完全放弃了对“原基归属感”的讨论。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对现代民族或种族集团的提问,即群体“自我指属(”self-ascription)的主观意识对该民族或种族集团的形成究竟起了何等的作用,也应当被引入历史学领域,并且用历史学的方法予以解答。当然,由于资料的限制,对历史上很多人们群体的认同意识,今天已经无法加以详细研究。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对不少史料条件相当好的个案,也一直由于缺少问题意识而没有受到我们的注意。除了本文所讨论的满族,回族、藏族、蒙古族,自然也还有汉族的形成过程,都属于这一类最宜首先着手的课题[95]。

  史密斯指出,在构成前现代民族之社会文化的或符号的六种尺度中,关于共同血统的神话“对种族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是深埋于其成员的种族联系意识与情感之下的那一组意义复合体的关键因素”。这里所谓共同血统当然不是就其真实的性质而言,而是指一种由主观推定的对共同起源的意识。在前现代,人们对生物学意义或文化意义上的承继联系之间的区别是很模糊、也很不重视的。因此,尽管群体的共同标志主要是文化的,社会却总是从生物血统的角度去认识它。共同血统的神话于是也就为解释群体成员间的相同性或共同归属关系提供了某种总体式的回答:为什么我们如此相像?为什么我们属于同一共同体?就因为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来自同一个地方,并且是与我们十分相像的祖先的后裔;因此我们必然属于同一整体,俱有相同的感觉和趣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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