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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满族如何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下)(9)

2013-10-02 20:35 网摘 作者不详 2242
从康熙时代开始,对“满洲”共同体的界定方式,还出现了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是布库哩雍顺的地位,由原先所称皇始祖而在康熙本的太祖实录里一变为“开基之始”,大清的始祖地位现在被钦定给努尔哈赤的七世祖都督孟特穆。今天看来,努尔哈赤的祖先世系中,似乎只有他的父亲塔克世(塔失)和祖父觉...


  这样看来,对共同血统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认为是对群体内的其它多种共同经验及情感的综合反映,甚至也可以说是某种提升。正是由于这种意识的综合或提升,才使前现代民族从它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形态中蜕化出来。当史密斯把是否存在共同神话和记忆作为前现代民族和亨德尔曼所谓的“族类体”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时,他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意思[97]。

  我们知道,“对其共同血统的主观信念”曾经是马科斯?韦伯界定种族群体的最关键依据。可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大学教学中,事实上放弃了韦伯的定义,而趋向于把种族性等同于共有文化”。但是新定义下的“种族性”所带来的混乱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98]。康诺尔指出,如果按照“美国社会学家们”的上述新定义,“种族集团”就会变成“少数人群体”的同义词。其结果,不同形式的认同之间的重要区别,也就可能完全混淆了[99]。单纯从理论上赋予一个既定概念以更宽泛的涵义,并不能改变从经验研究中产生的实际结论。人们自然可以把“种族集团”当作“少数人群体”的同义词来使用。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还需要再发明一个别的什么语词,以便用来界定其中那一类具有共同血统意识的少数人群体。所以,也有很大一部分人类学和社会学家宁愿继续在更接近于韦伯立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

  在前现代民族中,存在着两种表达共同血统的基本方式。一种是将其全部成员都追溯为很久以前某个共同祖先的后裔。哈萨克人的起源传说是这种表达方式最典型的例证。还有一种方式则不像这样直截了当。它把自身追溯为历史上某个拥有独特文化、因此足以与其同时代的其他人群相区别的人们群体的集体后裔。这种表达方式也可能不完全具备“神话”的色彩。因此,对史密斯的相关阐述或许应当稍有调整。充分把握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共同血统意识,对于我们认识前现代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态是很重要的[100]。

  本文主题所涉及的,并不是怎样人为地替满族确定一个诞生年代的问题。更加值得重视的是,满洲共同体的历史性格,乃是如何伴随着它的成员为应对政治及社会环境变化而不断改塑其自我归属意识之特定形态的过程而迭经演变的。我们所以要用最后一部分的篇幅对共同血统观念、民族意识、前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等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简单的清理,是因为对于满洲认同之历史变迁的分析,必须有一个解释框架来支撑。从皇太极下诏改称“满洲”之日,满洲共同体就开始存在了。

  但是这个共同体的性质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重大变化。如同本文已经详细讨论过的,只有在乾隆时代奠定满洲人的共同血统的观念时,满洲认同才被赋予前现代民族认同的性质。它同时标志着“满洲”真正从一个文化—军事的共同体演变为一个前现代的民族。此后经过大约一个半世纪,在反清革命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这个前现代民族才开始转型为现代民族或者种族集团。由于当日社会流行的“旗人即满人”的支配性认识,汉军八旗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覆盖到“满洲”的民族范围内。1950年代划分民族时,原八旗汉军成员的民族成份也可以划定为满族,其历史根源即在这里。不过,满洲如何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的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考察的范围,那是需要另外撰文来加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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