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分丁编庄(3)

　　二 

　　然而，女真的这种采猎经济，与典型的原始共同体内“茹毛饮血”式的原始采猎经济不同。它是一种“外向型的自然经济”，并构成女真社会多种经济成份的基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形式与性质又发生着迅速地演化。

　　女真在与明朝和朝鲜的交往中，一方面用捕获野兽的形式，将“狩猎”目标转向汉、朝人口，将其掠卖为奴，迫其耕稼，创造出比采猎劳动更高的经济价值。在另外一方面，因女真的采猎经济与接壤的汉、朝农业经济是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其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大规模的社会交换。即用女真的采猎产品换取明朝和朝鲜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从而也引起女真内部的交换。

　　可见，女真的社会交换主要不是由于其内部分工的扩大而产生，而是通过朝贡、互市等形式，首先在与农业民族的交往过程中产生。从15世纪初起，明朝就在东北设卫所，颁给女真各部酋长敕书、印信，准其定期朝贡。贡品多为马匹、人参、东珠、貂皮及山货野果等采猎产品。朝廷所回赏的物品有银两、缎布、铁铧、耕牛、铁锅等各式什物。又设开原、广顺马市，进行贸易。以后陆续还在边墙隘口处增开了抚顺、清河等多处互市场所，市易物品除马匹外，还有粮食、盐、布、农具、皮毛、人参等，应有尽有。后来，满族人自己在史书中写到：“互市交易，照例取赏，因此，满洲民殷国富。”①

　　与农业民族的交换和掠夺农业人口为奴耕稼，使女真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单纯依赖采猎产品度日的原始初民。然而，要维持这一生活水平，就必须使本族的采猎产品尽可能的输出，以换回各种生活必需品，以及奴隶制农业所需的农器、耕牛等生产工具。这样一来，采猎经济在满足女真本身消费时仍是自然经济，而部分产品又用于对外交换，它便有了商品生产的某些特点。

　　在外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冲击下，女真的采猎经济在畸形地发展，它已不同于封闭的原始共同体的采猎经济，仅为本族提供难以为继的生活物资，而是通过采猎——交换的形式，成为他们获得更丰富、更稳定的生活必需品的媒介。同时，它还促进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即通过落后的生产形式，引进了发达的生产力，使女真能在保留本族采猎传统的同时，为将汉、朝人口沦为奴隶，并将其重新投之于土地耕作提供了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跃式的。但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当时女真内部“不相为奴”②，单靠掠卖外部人口为奴使唤，这种状况类似于恩格斯所说的“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③时期。

　　由于奴隶来源于外部民族，女真贵族为扩大农业生产经常发动战争，掠夺奴隶和财富。掠夺战争导致了民族关系紧张，继而影响到民族间交换的正常进行。在另一方面，明朝对女真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也影响到双方交换的进行。成化三年(1477年)十一月，“时海西虏纠建州三卫人寇瑗阳，言‘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送我行，饮食之如犬豕，禁制我市买，使男无铁铲，女无针剪，因事入寇”④。

　　在女真畸形的采猎经济中，如不能正常地对外交换，其采猎——交换的进程便被打断。女真人得不到必需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他们的大多数采猎物又只是初级产品，难以实现其价值。这就势必影响以采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使女真人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因此，他们只能依仗采猎民族尚武的传统，对农业民族展开更大规模的寇掠。寇掠的目的与采猎是一致的。对于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女真而言，寇掠既是战争又是生产。女真的社会基层组织牛录所具有的职能，就是既组织掠夺战争又管理女真的采猎和外族奴隶从事的农耕，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是，掠夺战争比起采猎——交换的形式来，获得财富更为直捷。因此女真贵族发动的掠夺战争，也就日益成为普通诸申所从事的“一种正常的营生”⑤。

　　在努尔哈赤起兵兼并女真各部并逐步形成统一的满族的过程中，其与明朝的关系也逐渐恶化。17世纪初，明先后停止了建州的朝贡，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制裁和物资禁运。女真的采猎——交换经济形式基本被破坏，对明朝的零星寇掠必然演化为大规模的掠夺战争。满族(女真)的社会经济形式就变为采猎——掠夺并举。战争的扩大须有农业的发展作保障。但是，当时的农业劳动力又主要是从外部掠夺而来，这又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掠夺战争与奴隶制农业成为一对既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的矛盾。要在发动战争之前解决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问题，只有让一部分诸申放弃以采猎——掠夺为“一种正常的营生”，去从事他们所鄙视的奴隶们的农耕。这时候，满族自身的农业经济才真正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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