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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泽:论早期满洲牛录

2013-11-04 20:58 东北师大学报 王景泽 3132
作为狩猎组织形式的“牛录”早已存在于明代女真人当中,是肯定了的[1]。那么,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后,是否立即继承了这种组织形式,并将其职能扩大到其它领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有资料的有限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我...

论早期满洲牛录
王景泽

 (作者单位:东北师大历史系)


王景泽:论早期满洲牛录 图1

王景泽


  王景泽:男,1963年生,吉林省白山市,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1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

  1994年9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师从著名明清史专家李洵及赵毅先生,1997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7年8月——2006年12月,东北师大历史系教师,东北研究所所长。

  2006年12月赴吉林市北华大学(原吉林师范学院)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一职,2009年卸任,现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及东北地方史,著述颇丰。



  作为狩猎组织形式的“牛录”早已存在于明代女真人当中,是肯定了的[1]。那么,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后,是否立即继承了这种组织形式,并将其职能扩大到其它领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有资料的有限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我们只能仅据所有,谨慎梳理。


王景泽:论早期满洲牛录 图2


  “牛录”一词最早出现于努尔哈赤起兵之次年。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攻翁哥落城,俘鄂尔果尼、罗科,赐二人“牛录之爵(原注:属三百人),厚养之”[2]。字数不多,却给研究者带来困难。首先是“属三百人”之注,后修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干脆纳入正文[3],个别研究者遂深信不疑,认为甲申年(1584年)太祖军中已有统辖300人的牛录额真了[4]。笔者已有商榷文章,认为“属三百人”之注系《清实录》作者将后来之牛录定制叠加于前的画蛇添足之笔,不符合史实[5]

  其次是“牛录之爵”的爵。研究者或曰:“清军入关前,民爵与实官的名称,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1648年(清顺治五年)民爵才变成为空衔,毫无实务。据此,所赐鄂尔果尼、罗科二人的牛录之爵,并非虚衔,而是属三百人的实官。”[6]然据《武录》,努尔哈赤设“爵”是后金建立之后的事。天命五年(1620年)“帝论功序爵,列总兵之品为三等,副参游亦如之,其牛禄厄真俱为备御,每牛录下立千总四员”[7]。此虽不载于《满文老档》,但还是有所反映。以费英东为例,天命四年时尚称“一等总额真费英东扎尔固齐”,次年三月初八日条下:“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费英东卒”[8],可证《武录》不虚。此前只有封“巴图鲁”等称号者,不能与爵同视。而早在努尔哈赤初起,兵仅数百,将无几人,生存尚难保证,何以会有命“爵”之措?封爵不能成立。

  那么,“牛录之爵”会不会即是“牛录额真”?“牛录额真”在《武录》中出现,是辛丑年(1601年):“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9];而在《老档》中,则是乙卯年(1615年):“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10]。两则史料之时间差别,待辨。这里至少说明,辛丑年之前,努尔哈赤属众并无“牛录额真”之称,建州境内,除贝勒、台吉外,只有扎尔固齐、大臣等官称,“额真”之名尚未冠于各级组织长官之中,所以《武录》记辛丑年事方言“于是以牛禄厄真为官名”[11]。可见甲申年不存在“牛录额真”官名,亦不可将所谓“牛录之爵”视之为“牛录额真”。

  现在,我们该解决最关键的问题了,即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是否继承了女真人狩猎的“牛录”之组织形式,将其应用于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学术界不无分歧。郭成康先生认为,编牛录的工作是从辛丑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还没有比较整齐画一的牛录组织,因此,各族寨行师、出猎时的人数必然多寡不一。努尔哈赤采取的办法是,紧紧控制族长寨主,通过他们间接统治星罗棋布于山川林莽间的族党屯寨。这种人口多寡悬殊的族寨虽与以后出现的社会组织牛录不同,各族长寨主也不是后来的国家官员牛录额真,但是,以后的八旗———牛录组织却正是从这时的族党屯寨孕育而成的”[12]。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分析,并试补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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