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古

王景泽：论早期满洲牛录(2)

2013-11-04 20:58 东北师大学报王景泽 3586

作为狩猎组织形式的“牛录”早已存在于明代女真人当中，是肯定了的［1］。那么，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后，是否立即继承了这种组织形式，并将其职能扩大到其它领域？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有资料的有限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我...

　　第一，“社会组织”的主要特征是“特定的组织目标；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制度化的组织结构；普遍化的行动规范”^[13]。明代女真人行围出猎的“牛录”组织形式，并不具备以上特征，与我们所要探讨的努尔哈赤时代作为社会组织的牛录，完全是两回事，当然不排除努尔哈赤对前者某些方面的借用。

　　第二，除甲申年（1584年）“牛录之爵”的记载外，辛丑年（1601年）以前近20年中，我们再未见牛录于文献中出现。颇有意味的是，不仅牛录，就连努尔哈赤大加赏识的鄂尔果尼、罗科，更觅无踪影，实令人费解。

　　第三，时刻关注女真动向的朝鲜方面，他们的文献，如《李朝实录》、《建州纪程图记》，并未见努尔哈赤设有牛录之佐证。到过建州的申忠一写道：“奴酋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奴酋除了辽东地方近处，其余北、东、南三、四日程内各部落酋长，聚居于城中。动兵时，则传箭于诸酋，各领其兵”^[14]。可见与后来的牛录屯田、牛录组兵不同。这些酋长们，可能就是郭成康先生所说的“族长寨主”。因此，牛录作为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组织，是从辛丑年（1601年）开始的。

　　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前已留笔，《老档》与《武录》对牛录组织的设立时间记载有异，后者系之于辛丑年，前者却在乙卯年内，致使学术界因之出现分歧。就内容而言，两书均无谬，而“乙卯说”之产生，在于后人对《老档》记事之误解。众所周知，己亥年（1599年）努尔哈赤始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是年噶盖又因罪处死，3年内（至辛丑年）能否以满文准确记档，难以肯定。但不管怎样，现存《老档》确自丁未年（1607年）起记事，辛丑年缺，《武录》于是年以何为据，以什么为蓝本，不得而知，然修撰于天聪年间之《武录》，距辛丑未远，许多事实彼众皆晓，无致大误之可能；且于偏设牛录事，似无因某种政治需要而加改篡之必要。而《老档》第4册“乙卯年”，征额赫库伦以后的记事，则很有问题。与其它各年档册不同，这里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努尔哈赤之训言、德行、各项建树，如果我们注意这一反常现象，并考虑到次年正月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就不能不承认这是带有总结性的追忆内容。

　　还需解释的是两书对牛录建制详略不同的记载。《武录》辛丑年内：“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禄厄真管属”^[15]；《老档》：“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之，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牛录设额真一人，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份编为塔坦”^[16]。如果我们承认《老档》的追忆成份，便会明确，牛录内部组织系统，是辛丑年后逐步形成的，到乙卯年基本完备，所以《老档》作者将其纳入总结之内。这是符合社会组织逐步完善之发展逻辑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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