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关于史料中“貊”的分析(4)

　　大水指鸭绿江，àｉ叆河尖古城出土“安平乐未央”瓦当可确定为汉时西安平，因而小水是àｉ叆河，都是汉代貊人分布区的自然地理标志。《三国史记》中还有三处提到“梁貊”。故不少人认为梁水（今太子河）也有貊。但这样晚的书中出现的“梁貊”是否可信，有一定疑问（注：《三国史记》为南宋时高丽史官金富轼监修，多取中国史书的记载改写。其卷十三、十六、十七均有“梁貊”。卷十七“东川王二十年，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毌（guàn）丘俭将万人来侵。王将步骑二万人，逆战於沸流水上，……又战於梁貊之谷，……”，显然与《三国志·毌（guàn）丘俭传》所记“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有关。但裴松之对“梁口”注曰：“梁音渴”，其实梁字历来无读渴音者，所以疑是它字之讹。因而《三国史记》的“梁貊之谷”也不能无疑。）。

　　汉以来被称为“貊”的高句丽，和先秦时近燕且被燕所灭的貊，是什么关系？这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说周初近燕的貊就在鸭绿江流域颇难令人信服。因为周初的燕的都城在房山董家林古城，西周燕文化的影响只到达大小凌河流域，鸭绿江流域还没有发现和西周燕文化接触的任何证据。可以设想三种假说：

　　一、周初貊人分布很广，在大小凌河流域或更西南的地区和燕相邻。到战国燕国疆域向东北扩展后，才缩小到只局限于鸭绿江流域的一隅之地。

　　二、先秦貊人起初在以大小凌河为中心的地区，战国时原地被燕国占领后，一部分不愿丧失独立的人迁移到东北方的山林地区。成为后来高句丽的重要组成成份。

　　三、高句丽和先秦的貊并无人种和文化上的联系，只是醉心于复古的王莽时代的人们把古代族称“貊”硬派给高句丽而已（注：此说曾见于三品彰英：《（氵+歲）貊族小考》，《朝鲜学报》4，1952年。）。要弄清真相， 只有靠东北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考古的充分开展了。

　　五

　　汉代文献中出现“秽（或作“（氵+歲）”、“（艹+歲”）貊”连举的现象。除上举的《汉书·王莽传》外，还有：

　　“（冒顿时）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

　　“（元封四年），汉东拔秽貉、朝鲜。”（《史记·匈奴列传》）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史记·货殖列传》）

　　“彭吴穿秽貉、朝鲜，置沧海郡。”（《汉书·食货志》）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氵+歲）貉、高句丽蛮夷。”（《汉书·地理志》）

　　“孝武皇帝躬仁政，厉威武。……东定艹+歲貉、朝鲜。……”（《汉书·夏侯胜传》）

　　应该指出，秽本是个单独使用的族称。

　　“东夷艹+歲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汉书·武帝纪》）

　　“（安）上书曰：‘……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bó），略艹+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汉书·严安传》）

　　“鮸，鮸（miǎn）鱼也，出（艹+歲）邪头国。”“（鱼+分），（鱼+分）鱼也，出（艹+歲）邪头国。”（《说文·鱼部》）“其（按：指夫余）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三国志·东夷传》）

　　1958年在平壤贞柏洞土坑墓中出土“夭租艹+歲君”银印（注：此印文朝、日、中学者过去都读为“夫租（艹+歲）君”，其实据原篆看，“夫”应改释为“夭”才对。详见拙文《夫余史地的再探讨》，不日将在《北方文物》发表。），应为汉夭（沃）租（沮）县境内的秽人之君。沃沮是单单大岭（今狼林山脉）以东的七县之一，可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的“自领（岭）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秽为民。”是可信的。如果相信《逸周书·王会》是先秦文献，则其中的“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是秽人最早的记载。《吕氏春秋·恃君》“非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也提到过秽。所以，以上各例中的“秽貊”，其实都可以点读为“秽、貊”，秽可理解为夫余以外的秽人，貊可理解为高句丽或其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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