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战犯管理所五十年(下)(3)

　　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成了战犯，先押北京，后转抚顺，有的书写先押哈尔滨这是错的。

　　黄维被押后，顽固扬言“君子不及二主，誓死效忠蒋介石”，他长期患有多种结核病，心脏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很快死亡。周恩来总理、公安部长罗瑞卿指示，要千方百计对黄维抢救治疗，可黄维多次自杀，拒绝治疗。

　　但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共产党人的救死扶伤的政策，宁可受黄维的辱骂，也要治好他的病。整整四年，黄维每天吃进口药，吃最好营养品，护士扶持左右，政府还把他的爱人在上海安排了工作，把四个孩子送进了大学、高中，这对黄维的铁不心肠才开始有了转变。

　　黄维到抚顺后，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们都忙于批判“当权派”没有时间管战犯，黄维等北京转来的战犯就都集中到我负责的第三小队了。

　　黄维开始高兴，后来情绪低落，于是我就准备找他好好谈谈，首先我把公安部转来的一大堆黄维档案看了几天，然后，思考着怎样对他有针对性的教育谈话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所里兼任的团委书记，也把我批成了“保皇派”是小金源，所长的接班人，很快被派进来的‘军管组’接管后，全家被赶到清原县，北三家公社，西大林大队，团山子小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去了。不到一年，我又突然接到让我立即回所工作的通知。

　　回所后，我才知道，那时叫“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向中央写了个战犯死亡报告。周总理越看越气愤，于是写了这样的长长批示：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本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

　　由于周总理的这样的批示，所以这些做出显著成绩的老所长金源、老管教员刘家常、负责档案的孙世强、文书刘维林、护士长刘桂香、协理员徐泽、会计郑英顺共七人，调了回来。而其他人，一个也没有调回来，而且以后除我本人外又将他们都调到别的单位去了。就这样我回所又具体做了黄维等战犯的管教工作后，发现这些战犯大不如以前，特别是黄维的脸色特别的苍白，我就让当时的大号长孙焕彩，对黄维等战犯的身体情况注意观察，有什么情况，让他及时向我报告，过了几天后，孙向我报告说：“黄维犯了心脏病和严重的痔疮病，流很多血。”

　　听了他的报告，我考虑所里“军管”小战士卫生员给战犯看病，一无医术，二无好药，我便自已花钱急忙到药店抓了几付治疗痔疮止血的中药。我告诉黄维：“我已让伙房做饭的张劲竹用所里生产的石英石甘锅，熬好药后送给你，他却悲观的对我说：“心口闷，手脚发凉，发麻，恐怕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接着他忧心地谈到对他下乡小女儿患病的担心，委托我将他的存款全部给他小女儿汇去治病。

　　我从农村回来不久，深知农村医疗条件和‘知青’生活的困难，特别是想到我一个人刚到农村差一点因吃马肉中毒而死，所以，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到邮局给他女儿汇了款，我还为此差点出车祸。